中国默认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究,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决定

“以患者为中心”,中国的加入无疑是为了更早让患者获益。


撰文|Erin 慢慢

编辑|Kathy

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在2024中国国际药物信息大会/2024DIA中国年会暨展览会上拉开帷幕。此次聚焦在众人瞩目的议题——“中国是否应默认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究?”

这一辩题的背后,是跨国药企中国区需要向全球总部回答的问题:中国应该默认参加全球同步早期研究吗?如何把“why vs. why not”变成“what and what not”?

而结论最终指向了同一点:“以患者为中心”,中国的加入无疑是为了更早让患者获益。

当时间来到2024年,已经不在是“车开了,我得上车”的问题,而是“车是否开到家门口”的问题。因此,也将辩论推向了整场的高峰:第一,同步参与早期研发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默认”是不是最高效的;第二,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是否需要战略上的默认定位,否则“连车都上不去,还谈什么去哪”;第三,全球价值和本土价值的潜在冲突,是否因为无法有效沟通所产生的误解和不信任。

当我们谈可行性和必要性,实际上在思考什么?

实际上,在探讨“中国是否应默认参与全球同步早期研究”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其必要性,还需评估其可行性。背后核心在于,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参加全球创新研究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参与”提升本土医药研发水平。

虽然中国这几年在早期临床实验数量飞速增长,甚至占到全球较大比重。但细分来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上,全球多中心的早期临床都仍然较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应争取更多参与到全球多中心早期临床的机会,甚至达到默认参加,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到中国病人实际需求,从而讨论如何有选择地参与。

几乎无人否认,中国参加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的价值所在。

第一,通过早期参与,能尽早生成中国人群的数据,回答人口差异性相关问题,为设计更合理、更有效的三期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从而提高三期研究的成功概率。

第二,如果中国研究者能够在早期临床阶段就参与到新药的临床开发,通过积累经验并发挥重要作用,做出较大贡献,将有助于后续在三期研究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第三,放大到中国整体医药生态圈发展来看,如果中国能够更多参与到全球同步研发中,无论对于研究机构、中国研究者、药企研发人员来看,都有较多益处,可与国际研究者和药监局打交道,接触最新药物、靶点情况及最新开发理念,有助于中国整体研发生态圈能力提升。

中国距离参与“全球同步”还有多远?

既然参与“全球同步”价值毋庸置疑,接下来就需要考虑可行性,因为并非所有新药研发项目都能直接将中国纳入早期临床开发。

从可行性角度来看,多位跨国药企嘉宾分享了所在公司可行性较高的一大例子。其所在公司肿瘤领域基本上能实现默认参与全球同步研发。“目前参加计量扩展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甚至有项目能够有机会从计量或者计量爬坡的阶段就参与。另外,当前,中国监管环境对医药创新持开放和鼓励态度,为参与全球同步研发提供了更多机会和窗口。”

尽管早期研究的价值被广泛认可,但诸多业内人士共同提出了一些顾虑:在早期就同步,这是否最为有效,值得探究。

首先,从监管层面来看,全球并无任何一个监管机构强制要求,在产品注册时必须包含本国的早期研究数据。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基于整体证据链来评估,而非单一国家的早期研究数据。因此,我们不应盲目追求参与早期研究,而应基于整体证据链的考量来作出决策。

其次,从科学层面分析,种族差异可能对某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产生影响。

再则,大多数据“平快”的研究,入组时间窗相对较短,这就对整体临床研究生态环境的要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究时,需要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海关、生物样本进出口、实验室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和成本,也可能影响研究的进度和质量。

最后,在实操层面,同样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一是,早期临床研究具有探索性质,方案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调整。这不仅对国内的运营团队提出了巨大挑战,还涉及到临床方案的变更、降息变化以及制剂变更等复杂因素。这些因素对全球总部来说也是不利因素。

二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关键性临床研究中,早期临床研究的特点——全球竞争和录取时间紧迫——对跨部门合作、与研究者及机构之间的沟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沟通和合作,是摆在面前的一大挑战。

三是,在运营层面,如何高效地进行PK/PD(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分析、CT(计算机断层扫描)等支持性运营工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否在中国建立本地化的分析团队?是否需要将样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检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参与全球同步研发时仔细考虑。

“当参与全球早期临床研究变成了默认命题时,一下子会有多少的研究会进来?我们是真的吃得下吗?如果再变成一个监管命题,很可能早期临床就必须在中国开展,必须有中国人的数据,短期内对我们最后同步上市的结果不一定产生正面影响。”更关键的是,与会嘉并提出,如果默认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究成为一项规定,可能会导致大量研究涌入中国,而国内研究机构和人员可能难以应对这一压力。这不仅可能影响研究的质量,还可能对整个临床研究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而今,国内正在创造一个“默认”土壤基础,搭建各项所需能力,紧接着在具体项目上打通可行性路径。

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战略与战术

当大家围绕“中国应该默认参加全球同步早期研究吗”讨论时,一位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提出了疑问,把视角转换至全球总部:作为全球研发策略,中国参加又能对全球带来哪些益处呢?

针对这一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区‘绞尽脑汁’与Global恰谈,如何才能把早期的项目放到中国?”这是大多数在场跨国药企人员共有的感受。而如何让Global认可,大家总结出了两大关键点:一是需求导向,二是沟通到位。

首先战略层面。在同步开发的框架下,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角度“劝”,还应该站在整个Global的视角,从理念及定位上转变,即回答“到底尽快带给患者乃至全球开发何种价值”。

其次,从操作层面上去优化。“战略上定好后,运营不是问题。”在场嘉宾分享,大多时候,企业内部往往过多估计运营难度,而从已有经验来说,大多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参加早期临床研究的能力已得到了全球认可。我们需要有“配置”来证明自己。做好前期基础搭建,如果机会真正来了,势必会抓住。

而今,中国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甚至贡献到全球,其中有部分研究始于中国,因此如果把整个中国早期能力和生态圈打造起来后,中国的产品或也能做全球同步研发,对整体研发效率有较大提升。随着跨国药企中国区话语权明显提升,让中国参加Global的研究,这是大势所趋。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默认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里面还涉及很多科学问题,特别是现在的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人体之间差异较大,绝非剂量者用法便可改善。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一疾病是以中国人群为主,将来的布局必须要就肯定需要中国人群,在美国、欧洲等全球做的更多,又有什么用?在肿瘤的早期研究当中,市场碰到在全球和中国人群之间,包括突变发病率,临床诊疗方式等区别,或会对中国默认早期参加造成一定困难。

最后,大家的共识是,理想上默认参加,但现实是,尚需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因为“中国是否应默认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究”,这一议题本身并无对错,但挑战必须得到正视,在这些挑战的解决成本和未来额外机会价值之间找最佳的平衡点和切入时机。不过,最终的决策还是要回归到推进中国参与全球同步早期临床研发的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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