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的厦门，怎么了？ | 城市商业系列

导语：《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的一个重要文章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中国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厦门。

王剑 | 作者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与杭州一样，很多人提到厦门，都会说，这是一座网红城市。

不过，网红城市不仅要看“颜值”，还要看其经济实力，可厦门如今的“成绩”却羞于见人。

2023年，厦门GDP为8066.49亿元，增速3.1%，位居全国主要城市增速倒数行列；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长0.5%，该增速也是近些年来最低。

而2022年的厦门全年增速4.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在所有副省级城市中经济增速位列第一。

从“超速”到“失速”，厦门这个世人眼中的“慢城”，也有些焦虑了。

好在冰冷的GDP之外，厦门依然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胜地”“浪漫之地”，这里有着人人向往的海岛——鼓浪屿，还有中国最美的大学——厦门大学……

除了旅游，这个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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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可不是小渔村

对于厦门人来说，最讨厌的一句话便是，“厦门啊，以前不就是个小渔村？”

事实上，厦门却是一座有着历史底蕴的古城。

当然，和内陆很多千年古城相比，厦门还算年轻。

厦门别称鹭岛、鹭门、鹭屿，因过去常有成群的白鹭栖息而得名。

从东汉时期有人烟开始，直至元末，这里始终只是边陲哨所和几处渔村混居的不起眼海岛。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此地设立“中左所”，屯兵以防倭寇。

据《厦门志》记载：“城厦门，移永宁卫中、左二所兵戍守，为中左所”，这是“厦门”这个名字首次明确出现在史书中。

因厦门设中左守御千户所，因此又得名“中左所”，属泉州府辖区。

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攻占厦门，将这里改名为思明州。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占思明州，将其定名为厦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岛，并于翌年设立台厦兵备道，厦门地名从此固定下来。

随后，厦门又在雍正时期经历多次地理变革，逐渐成为福建东南沿海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总的来说，宋元明清的“厦门”，指的都是厦门岛。

厦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源自鸦片战争时期。

因为当时的泉州港开始衰落，原本只是泉州港的外围港和辅助港的厦门港则被英国人一眼相中。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队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除了割让香港给英国，并将厦门等城市作为第一批通商口岸。

这对于原本封闭的厦门来说，开始被迫开放。

当时福建内陆的茶叶、烟丝等都要先运到厦门再出口，连福建供应台湾省的官饷、军饷以及民间日用，都是通过厦门港运输到对岸。

厦门也因此繁荣起来，成为闽南地区数一数二的贸易港口。

20世纪初，英国又在厦门鼓浪屿设置租界，成为中国最早的公共租界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寻常小岛，偶尔会有英军士兵前来驻扎。

因为较早通商，鼓浪屿随后迎来大批外国商人和官员，他们在这个位置绝佳的海岛开始建领事馆、别墅，将其作为与华人隔离的区域。

1902年，鼓浪屿被强行划为公共租界，岛上的建设进入高潮，大批华侨、华商涌入，圈地建房。

如今岛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公共租界时期的华侨所建。

其中，被誉为“中国第一别墅”的黄家花园，由一个1.2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三幢豪华别墅组成，结合了欧陆建筑和南洋殖民地建筑风格，于1925年落成。

这个别墅的主人是住在印尼的中国华侨黄奕住，他早年不过是一个行走江湖的剃头匠，后来转行做卖货郎，攒了点钱后又开商行。最后因把握时机做蔗糖生意发了家，成为巨商。

同一时期在鼓浪屿大肆建设别墅的华侨，基本都是与黄奕住背景相同的南洋华侨，他们在外拼命赚钱，回到家乡就纷纷盖起各类新式别墅，借此彰显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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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老城改造时期

鼓浪屿的公共建设日益完善之时，一水之隔的厦门老城自然显得落后。

民国《厦门市志·实业志》说：“初，厦市街道狭隘湫陋，人烟稠密，因公共卫生不讲，以致疫疠时作。（鼓浪屿）其地清幽洁净，以较对岸，有如天壤焉。”

显然，外国人管理的鼓浪屿与当时破旧落后的厦门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对漳州进行旧城改造，因将广东流行的双层骑楼引入，修建基础建设，令城市焕然一新。

厦门人也很羡慕，本想照葫芦画瓢，启动城市改造，无奈因经费问题不足，加之内部阻力巨大，只好作罢。

1927年，林国赓任漳厦海军司令，以铁腕拆迁民房和坟墓，并请华人首领周醒南主持工程，才令城市发展有了起色。

周醒南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引进华侨资本，利用“外资”来改造城市。

与其他地方不同，近代厦门市政建设的资金，70%以上来自侨汇。

厦门有不少华侨旅居南洋、欧美等地，听闻家乡发展需要资金，纷纷慷慨解囊。

据《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 （福建卷）》一书的统计，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福建共投资房地产业0.63亿元，其中90%集中在厦门。

有了钱，又有西式城市图纸可参考，厦门从海港到城市街道、社区及卫生设施，市容市貌很快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抗战爆发前，厦门已经大体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转变。

时至今日，厦门老城区，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数十条骑楼街道和中山公园，修修补补多年，依然保留着当时改造后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老城改造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呱呱坠地，这便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的厦门大学。

20世纪初期，中国正处于国家危难和民族现代觉醒的严峻时刻，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怀着“为吾国放异彩”的宏愿，从新加坡返回故乡厦门。

1921年，陈嘉庚跑遍厦门岛后，最终选择了演武亭遗址——当年郑成功操练军队的地方，作为厦大办学场地。

厦门大学创立时，设立文、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系，是当时中国学科体系最为完整的大学之一。

在此之前，陈嘉庚先生还创办了集美学校师范部、水产科和商科，后来成为集美大学的前身。

在此期间，陈嘉庚不仅全力资助创办厦大，更对其运营不遗余力给予支持。

当时正处于动荡时期，国内很多大学早已发不出薪水，唯独厦大在陈嘉庚的支持下一直经费充足。

陈嘉庚说，“宁可我喝稀饭，也不能欠教职员的钱。”

当时，厦大教授月薪最高可达400元，可以直接买一套鼓浪屿上的小别墅。

曾在厦大执教的鲁迅曾经评价厦大：“风景绝佳，从不欠薪”。

不过，那时的厦大还是陈嘉庚的私产，“国立厦门大学”这个名字则是1937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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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城市建筑风格

1929年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虽然在最艰难时期，依然以各种方法筹集办学经费，苦苦支撑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两校的办学经费，但最终无力为继。

1937年春，陈嘉庚将厦大无条件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改私立为国立。

从创立到忍痛捐献，陈嘉庚倾尽所有维持厦大办学16年之久。

不久，因为日军逼近厦门，厦门大学一度被迫迁往鼓浪屿，随后又搬迁到闽西山城长汀。

事实上，陈嘉庚创办厦大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建筑面貌。

从规划厦大最早的群贤楼群开始，陈嘉庚就邀请国外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

但他也不完全遵从设计师的想法，而是自有一套思路。

比如他不同意使用昂贵的进口建筑材料，主张就地取材，选用当地盛产的白花岗岩、红砖、绿瓦，并将其建设为中式屋顶，檐角起翘，屋身则为拱券外廊式的中西合璧风格。

从群贤楼群开始，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上百座建筑都有着统一而鲜明的风格，往往是一个闽南大屋顶，西洋式的墙面和结构，拼花、细作、线脚则兼具闽南或南洋风格。

厦门人生动地形容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

据说，陈嘉庚规划建筑时，从不画图纸，而是领着工匠以杖代笔，凭空指指点点，一幢幢与闽南传统大厝迥异的建筑相继拔地而起。

这种将南洋殖民地样式与西式楼房，又包含闽南大厝元素的设计风格，因为集美和厦大建筑群出现，逐渐影响了厦门后来整座城市的建筑风格。

厦门华侨也颇为欣赏这种风格，有的会在家乡传统的红砖大厝中，修建充满异域风情的小洋楼，闽南人称之为“番仔楼”；有的也学着陈嘉庚的风格，将各类中西合璧的元素直接贯穿在自己房屋建筑上，从而形成极富厦门色彩的华侨建筑群。

事实上，这些看似不伦不类的华侨建筑，既是荣归故里的华侨展现自己财富的标志，也体现了当时厦门的城市富庶。

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由于厦门在福建南部的特殊地位，成为海外华侨投资的重要场所，其投资总额一度占华侨在福建投资总额的62.88%，占全国总数的12.49%，名列全国之榜首。

住在厦门的华侨主要经营茶、糖两项出口产品，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而厦门正是其出口货物的重要集散地，上世纪30年代，仅这两项产品就占全国对东南亚出口贸易的90%，足见厦门与东南亚贸易关系有多么密切。

那时，厦门城内富有特色商住两用的骑楼街区随处可见，商业繁荣程度可以比肩很多大城市。

1935年，民国政府设立厦门市，与泉州、莆田一起归属民国第四行政督察区。

也是从这时起，厦门（岛）从泉州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行政级别上平等的两个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厦门岛，民众纷纷外逃。此时的鼓浪屿作为公共租界，起先得以保持中立，收容了大量厦门难民。

1941年12月8日，鼓浪屿也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鹭江一片沉寂。厦门经济开始衰退，繁华的厦门港也逐渐成了“死港”。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战事南移，厦门涌入大量国民党部队，导致出现“钱荒”“粮荒”“房荒”，让市民怨声载道，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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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厦门

1949年10月17日，厦门终于迎来解放。

当时，厦门市只是以厦门岛和鼓浪屿为主的几个岛屿，同安县是1958年才划给厦门，一起划入的还有原属于海澄县（今龙海区）的海沧、新垵两地。

不过，从解放那天开始，厦门就只是一座海防前线小城。

从1958年到1979年，20年里厦门一直是前线，和金门之间你一天我一天互相炮击（史称“金门炮战”），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设，工业和经济产值更是无法和过去相比。

1978年，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仅4.80亿元，财政总收入仅1.55亿元，比刚解放时强不了多少。

面对厦门的落后面貌，更为了弥补之前的“亏欠”，1980年10月，国务院在厦门岛北郊的湖里划出了2.5平方公里设立经济特区，厦门率先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窗口”之一。

此时的厦门经济总量仅为6.4亿元，不到合肥的一半，仅为宁波的22%，苏州的15.7%，南昌的37.8%，武汉的12%，长沙的27.6%。

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厦门沉淀下来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1984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131平方公里的厦门全岛，并可实行自由港的部分政策，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988年，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此时的厦门也通过邀请新加坡专家，对本岛市区和鼓浪屿开发，以及完善集美和杏林等建设提出了总体规划。

建立特区以前，厦门市商业、餐饮业网点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山路至厦港一带的旧市区。

随着厦门市行政中心由中山公园迁往湖滨北路，以及90年代初厦禾路改造、江头路改造，莲花、莲坂城市副中心建设、东部统建房、会展中心建设等，厦门商业空间逐渐从岛内西南隅向岛中部、东部拓展。

经过十年发展，厦门也初步形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特区，经济增长迅速。

1990年，厦门实现GDP为57.09亿元，与合肥、南昌等省会城市已经相差无几。

1994年，厦门又升级为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甚至高过省会福州。

这一时期，厦门引进了柯达、戴尔、太古飞机维修、林德叉车、TDK、ABB等一大批大中型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为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支撑。

不过，由于特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到期，厦门和其他几个特区一样，面临着转型。

好在当时内地已经放开，正积极欢迎台商前来投资，厦门与台湾关系特殊，开展彼此间的贸易往来，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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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与台湾，两岸一家亲

事实上，在第一批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中，厦门是唯一因台而设的经济特区，也是中央对台政策和发展两岸关系的试验田、窗口和排头兵。

厦门和台湾同属闽南语文化圈，文化同宗同源。所以，厦门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台资的首选地。

历史上，厦门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更为久远。两地早在唐宋时期就有零星交往，到明清时期达到了贸易高潮。

1904年，厦门台商会正式成立，“台商”这个名字逐渐出现。

不过，由于两岸人民难分彼此，所以不会有刻意的“台商”“厦商”之分。

解放之后，即便因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厦台经济交往基本中断，但相互间仍存在零星的走私贸易。

改革开放初期，厦门被赋予了很多特殊对台政策，但台商由于受台湾当局的限制，只得悄悄通过港澳及国外公司对厦门进行投资与合作。

1985年，第一家台资企业三德兴公司在厦门成立。随后，国务院又批准在杏林、海沧设立首批台商投资区，拥有3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的厦门，成为广大台商青睐的投资福地。

九十年代，来厦投资的台商数量快速攀升，两岸贸易往来也越发频繁。

这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也步入新阶段，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1993年4月，“汪辜会谈”又让彼此间的关系更为亲近。

1997年4月19日，随着“盛达”号轮船从厦门起航，驶向了海峡对岸的高雄港，打破了两岸48年的隔阂坚冰，开启了两岸间试点直航的大幕。

几乎同一时间，厦门首届对台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成功举办，成为自1979年两岸恢复经贸关系以来，两岸民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经贸活动。

2001年，厦金航线正式开通，两岸间实现了中断52年的客运直航。

来自厦门的邀请以及庞大的内地市场，台商来的不仅越来越多，实力也更加雄厚。

2006年，台湾省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制造商友达光电来到厦门，引发无数台商企业争相关注。

作为产业龙头企业，友达光电“现身说法”也吸引了冠捷科技、宸鸿科技、达运光电等一批台湾企业相继落户厦门。

与此同时，厦门本土的企业迅速成长，上百家配套企业纷至沓来，电子显示产业俨然一片茂密的森林，造就了厦门首条千亿产业链。

台商也将厦门作为电子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基地进行量产后，再以零部件和半成品的形式，通过空运海运的方式出口到世界各地，产生互赢。

如今，全球约10%的液晶显示屏、全球20%的车载屏，出厂的8K以及曲面等高阶电视显示屏，基本都来自厦门。

从台湾来到厦门投资发展的，既有友达光电这类成熟企业，也有正新轮胎、来明工业、路达工业、春保钨钢等原本不知名，经过一轮轮增资扩产，逐渐做大做强的台企。

这些台企来到厦门，除了带来技术和资金，还迅速带动了上下游的配套产业落户，并让集成电路产业逐渐成为厦门新的经济支柱。

台资企业的到来，构成了厦门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盘，城市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05年，其GDP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随后一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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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带来的外贸机遇

随着国家赋予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一大批创新试点任务后，厦门经济再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0年、2013年、2017年，厦门GDP分别突破了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

2019年，厦门在四个经济特区中，除了与深圳还有一定差距，但相比珠海和汕头，优势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2019年，厦门GDP达到了5995.04亿元，比1980年增加了936倍，经济总量居全国第33位，已接近珠海+汕头GDP总和，一般性预算收入更是远超珠海和汕头之和。

近十年，台资企业数量急剧扩大，截至2023年3月，全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929个，合同台资236.99亿美元。

厦门的快速发展，除了作为两岸融合中心，离不开大量台资企业落地生根。从2010年的3112家增加至2022年的8407家，十年间，台商一直是厦门外资企业队伍中最庞大的阵营。

在此期间，厦门还通过金融互通，在两岸货币业务合作上先行先试，带动金融业以及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数据显示，厦门金融业从2000年的15%增加至2021年的20%，而包含法律、会计、税务、广告、咨询、会议展览在内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从2%增加至10%，双双成为增速最快的两大第三产业。

如果仅仅只是台资企业基地，厦门的发展可能也没那么快，关键是厦门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继上海、天津、大连之后，又一个国际航运中心。

厦门开埠之前，福建的泉州、漳州因为港口经济发达，一直是闽南地区的中心，厦门港只是从属地位。

但作为货运港口的条件，泉州、漳州远不及海域开阔，港外又有诸多岛屿屏障的厦门港。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厦门成为经济特区后，很快就因港口优势胜出，率先接轨世界。

2012年，随着国家“支持厦门加快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政策出台，厦门因服务于福建、江西等内陆省份以及对台“三通”需要，再次赢得了新的机遇。

此时，泉州由于外贸航线网络覆盖率较低，鞋、帽、成衣、石材要想出口，只能“舍近求远”依赖厦门；而作为“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的漳州，80%的外贸出口也必须通过厦门口岸。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许多沿海城市依靠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厦门也成为这场游戏的受益者。

2022年，厦门港跃升为世界第十四大集装箱港口，远远超过第57位的福州港和第91位的泉州港。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的城市，从厦门出发的货物向东可以从海上抵达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向西可通过中欧班列横跨欧亚大陆去往中亚和欧洲。

港口和贸易优势叠加背景下，外贸经济便成为支撑厦门跨越性增长的支柱。2022年，厦门进出口总额为9226亿元，跻身全国前十大外贸城市，排名第八。

不过，厦门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状况，也为其经济增速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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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总部经济”

2018年，厦门、福州、泉州的全口径税收总收入（扣除海关代征）分别为1159亿元、1037亿元、811亿元，而同期厦门、福州、泉州的GDP分别为4791亿元、8516亿元、8467亿元。

这意味着，厦门每创造1亿元的GDP，就会带来2400万元的税收，是福州的2倍，泉州的2.5倍左右。

厦门的优势就是，在其吸引台商投资期间，也吸引了福建全省龙头企业来此开展总部经济。

从观音山到五缘湾一带的沿海商务区，既有安踏、九牧王、瑞幸咖啡、美图秀秀、美柚、亿联网络等大型企业总部，也有中绿集团、恒安集团、中交海西投资、英蓝集团、复兴集团等大型企业的海西区域总部的身影。

遥望鼓浪屿的“厦门外滩”鹭江道，更云集了第一太平戴维斯、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于此。

总计超过1300家企业总部在厦门安家落户，已形成海峡西岸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商务营运中心。

面积并不大的厦门，为何能吸引那么多企业驻足并“安营扎寨”？

对于企业而言，厦门海岛环境优美，无论人才还是资本都愿意“孔雀东南飞”。截至2023年末，厦门常住人口已达到532.70万人，相比20年前增加了约300万人。

企业发展离不开雄厚人口基数带来的人才储备，也更需要便利的物流和交通保障。

而厦门港的优势地位以及“海陆空”立体化的交通条件，使得企业无论对外出口还是向内开拓市场，都很方便。

不过，企业都是“无利不起早”，更显著的原因是2008年之前，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宣布落户当地的企业可享15%的所得税优惠。这是省会福州，还是工业强市泉州，还有国内其他省市都不能比的政策优势。

虽然后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逐渐统一，厦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也渐渐取消，但厦门依然以“总部经济”战略，自掏腰包不断优化财税支持、人才建设、金融环境、保障总部企业空间载体等。

围绕厦门“总部经济”，一大批配套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服务体系早已成熟，更让企业离不开当地。

随着大企业扎根，国内其他企业慕名而来，一大批与城市产业发展关联度高的总部企业来厦落户、深耕，直接带动了行业上下游企业发展，使得厦门“总部经济”的乘数效应快速放大，经济也因此进入了正循环通道。

截至2020年，厦门市现有总部性质的企业（企业集团）共127家，共设立商事主体1057家，纳税总额181.5亿元，利润总额占厦门市企业利润总额的47.8%。

同时，“总部经济”还为厦门带来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拉动厦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厦门那时也正式提出总部经济发展目标，“力争到2025年新增总部企业超过100家，总部经济营收和利润均超过全市企业的一半，税收收入达到全市税收收入30%，成为国际知名、海丝沿线和东南沿海领先的总部经济核心区”。

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有些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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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失速的厦门背后

2023年上半年，厦门市GDP规模3726.43亿元，仅增长1.2%，在28个公布数据的主要城市中处于垫底，而且是唯一一个增速在2%以下的主要城市，引发关注。

到2023年底，厦门GDP最终公布数据为8066.49亿元，增速3.1%，在全国主要城市增速排名倒数。且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长0.5%，也是近些年来最低。

有人将其GDP突然失速，解读为与之前高增长基数有关。

2022年，厦门GDP为7802.66亿元，增长4.4%，与西安并列副省级城市第一。

不过，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原因。

厦门与同样失速的东莞一样，表面看都是工业与出口拖了后腿。

数据显示：2023年，厦门第一产业增加值10.48亿元，下降4%；第二产业增加值1413.93亿元，下降6.2%；第三产业增加值2302.02亿元，增长6.4%。第一产业（农林牧副业）和第二产业（广义制造业）都在下降，特别是第二产业下滑得厉害。

考虑到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很小，只有0.4%，所以这部分影响可以忽略。

而2023年厦门第二产业（广义工业）下降了2.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然为0。

要知道，第二产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是厦门主要工业支柱，2022年总产值达到2936.14亿元，是厦门唯一的千亿产业，占厦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5.3%。

但相比之前一年，这两项数据都出现下滑——2021年分别为产值3042.73亿元、占比37.0%。

其中不乏大环境影响下，行业低迷、产业转移等因素影响，厦门也因此备受冲击。

比如厦门最引以为傲的液晶显示屏产量，从高峰期年产1.46亿片到去年已下降至4460万片；手机产量方面，高峰期厦门年产3592.45万台，2023年则仅为166万台，可谓断崖式下降。

可以说，电子信息产业后劲不足，严重拖累了厦门经济增长速度。

再看出口，2023年，厦门实际使用外资19.33亿美元，下降了11.1%。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21.26亿美元，2022年为22.12亿美元。

作为国家批复的首个两岸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科技创新合作的新高地、社会人文交流的新枢纽、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厦门的外资比例很大部分来自台资项目。

2022年，外资在厦门投资项目1141个，其中台资项目711个，占比62.3%。

但也是从2022年开始，许多协议台资项目并没有到位。2022年，厦门合同利用外资65.8亿美元，台资30.69亿美元，占比46.6%，但那年实际利用外资22.12亿美元，台资只有0.4亿美元。

这说明有大量台资项目资金都未能到位，至于原因众所周知。

厦门的外贸依赖度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靠对台贸易，出口下滑自然也对其外贸收入造成了严重影响。

以上可能是厦门增速在主要城市中持续垫底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厦门这座城市产业不足的现实问题。

9

“慢”下来的厦门未必是坏事

虽然厦门一直在规划“6+1”条千亿产业集群，但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产业类别中，千亿产业只有1个，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这实在与厦门副省级兼计划单列市的特殊地位不匹配，毕竟泉州就有5个千亿产业，同样经济失速的东莞有7个，东南地区的佛山有9个……

甚至，就算拿厦门最强的电子信息产业，其3000亿的规模与其他竞争城市相比，也不值一提。

2023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2.52万亿元，占全国六分之一；其次是苏州（13441.1亿元），东莞第三（9476亿元）。

虽然在文旅的带动下，厦门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但从其产业构成来说，缺乏工业实力为支撑的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服务，很难真正得到有效的增长机会。

更何况，厦门引以为傲的旅游收入，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突出。

2019年，厦门旅游业收入为1656亿元，期间受到疫情影响有着较大波动，到2022年旅游业全面放开时，厦门旅游业收入已降至855.17亿元。

2023年，厦门旅游业收入超1567亿元，福建省内第一，但依然没有超过2019年巅峰时期。

可即便是2019年，厦门当时的旅游收入也未能跻身全国前十行列，并不出色。

毕竟，在如今到处发展文旅产业的环境中，“网红”型的旅游城市实在太多了。

客观来说，厦门只有17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又是海岛城市，腹地面积有限，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必定要产业升级，紧紧抓住产业新机遇。

因此，厦门也提出了着力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产业发展“新蓝海”：即做优做强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商贸物流、金融服务4大支柱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文旅创意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前沿战略材料、氢能与储能、基因与生物技术、深海空天开发6个未来产业。

目标和战略都有了，但这些产业体系能否真正成型，又何时可以对厦门经济增长带来推动作用，只能靠时间检验了。

换个角度来看，仅靠冰冷的GDP衡量一座城市发展，其实并不全面。

特别是对厦门这个被誉为“慢城”的城市来说，从昔日的海防前线，历经四十多年发展，这座城市的风、声音和画面，早已逐渐幻化成为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语境下的一种投影。

生活在厦门的易中天曾有一个经典的比喻：

北京是老大，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拿主意的；上海是老二，能赚钱的；而广州是老三，闯新路的，是近代革命与改革的起源地；而厦门是中国的“娇女”，她“一面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一面伸出两只小脚丫去戏水”，“祖国母亲甚至不忍心让她挑起过重的担子，却又从来不曾冷落过她”。

城市最大的功能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觉温暖和舒适，除了经济和产业发展之外，厦门城市建设规划可圈可点，市民综合幸福指数超高，环境优美，为世人公认。

或许，厦门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不断追赶对手来证明自己。

城市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舒服不舒服，开心不开心，只有身在城中的人最有发言权。

慢下来的生活，一样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