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问：新变化中如何创造新优势？

针对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所谓“香港玩完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刘晓春与开泰远景基金（香港）投资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肖蕾近日撰文表示，香港的上一个阶段确实可以说“结束”，但并不意味着“玩完”，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自身“叙事”也随之改变。未来只要香港能够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善用自身优势，“东方之珠”就不会黯淡。

文章分析表示，香港过去的发展依托于内地，借助于与内地的差异化优势形成互补而获得发展。如今，香港与内地、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自身定位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尽管香港仍具备一国两制、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开放自由的经济体系等优势，但面对内外环境巨变，已有优势也需因时而变，创造新的优势。

文章提出，近年来，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大湾区、引才引智、发展虚拟资产和数字货币等方面已有新突破，这些都是顺应大势、把握先机的正确抉择。未来，为了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几个方面：

❶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政府需要适度有为；❷ 必须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大湾区的同时，保持并强化香港的差异性；❸ 面向内地的同时，香港更要主动地面向世界，开辟新天地；❹ 梳理历年中央惠港政策，硏究更好利用惠港政策的措施，将惠港政策转化为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❺ 充分利用内地超大市场的优势，发挥香港科研优势，发展跨境科技创新新模式，做好跨境科技金融大文章；❻ 发挥香港金融、法治等优势，探索建设区域非美元跨境结算新模式。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香港之问：新变化中如何创造新优势？

“香港玩完论”无疑是境外学者新近提出的悲观论调。其实，关于香港的观点似乎从未统一过，近几年尤甚：没来过香港的外国人、以前在香港但是疫情之前和期间离开的外国人、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本土港人（包括离开的和留下的）、内地老移民、内地新移民以及没来过香港的内地人——这九类人就有好几种不同观点。尤其是面对巨大变化中的新局面，“以过去看未来”和“着眼未来看未来”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其优劣势，有其不为人知的困境和挑战。香港过去的发展始终依托于内地，借助于与内地的差异化优势形成互补而获得发展。在曾经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香港与内地的差异成为其自身优势，并塑造了香港在全世界的独特形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差异还在，比如一国两制、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开放的经济体系等，但由于其自身、内地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一些原有优势逐渐弱化，香港能否借助新发展势头形成新优势，也到了需要探索的时刻。

香港需要借助的“新发展势头”，便是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大湾区。但“融入”会不会淡化香港与内地的差异？没有了差异，优势何来？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需要冷静分析“香港优势”所发生的新变化，寻找新出路，创造新优势。

一、香港与内地、与世界的关系及其自身定位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内地和香港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已经发生巨大转换。香港的发展起伏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息息相关。彼时，中国需要通过进口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国外商品，外国则一直希望进入中国这个庞大市场，香港的发展优势因此奠基。其自由港地位、资本开放以及英美法系制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过去香港在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那时内地是一个封闭经济体，大部分对外的经济往来需要通过香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地大多数的对外经济往来和外资进出也都要通过香港，技术、国际市场信息、国际商路、国际航运等也大多仰赖香港。因此，香港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在经济上遥遥领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各省市经济高速发展，外贸及对外交往全面开放，大多数商务洽谈、贸易往来等可以自行开展，不再需要通过香港这个桥梁。上海等城市在经济体量上也远远超越香港。

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的中外经贸红利逐渐消退。一方面，内地商业体系发展迅速，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内循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另一方面，内地国产品牌崛起，政策鼓励内需消费，降低消费税及奢侈品进口关税，并在海南、深圳等地设立免税店，内地消费者无需再赴港购物，反倒是香港消费者涌入深圳抢购国货——香港零售业已基本变成“本地消费”，销售额屡创新低，租金暴跌，商铺市场洗牌。

近期铜锣湾利园山道一核心铺位，租户由奢侈品牌浪琴变成手机配件店，月租从230万元直跌94%，目前仅为12.8万元；而深圳零售企业销售额则呈现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时代变迁可见一斑。

可以说，除了金融业、资本市场和低税率等少数核心领域和制度优势，香港确实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领先了。

其次，香港当初的人才优势，大多数体现在特殊条件下经济领域“知”与“不知”的差异，而不一定是在人才综合素质上高于内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人有更多机会出国留学、对外经济交往等。由于人口基数的绝对优势，内地人才的数量、质量迅速超越香港，覆盖了科技、经济等多个领域。因此，目前香港在人才实力上稍显薄弱。

一个基本现象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大量香港人到内地投资企业、洽谈生意；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则是大量内地人才涌入香港。内地不再像当年那样到处是香港“大佬”，即使是在内地的港资机构，从管理层到员工也大部分都是内地人。不过，香港在法律等领域的人才优势依然明显。

近年来，香港致力于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争取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配合大湾区的科技发展。然而，人才储备不足和高昂的社会运行成本依然是突出问题。二十多年前的数码港尝试与现在面临的问题几乎相同。尽管港府近年来通过科创基金大力支持中小科技企业，但仅有资金支持远远不够，人才和创新生态仍是关键。

疫情后的两年里，香港通过人才政策吸引了大量内地科技人才，毗邻深圳的香港科学园甚至因此需要扩建新楼，但这仍不足以满足需求。尽管短期激励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根本提升香港对海内外人才的吸引力，还需深入解决人才在港工作和生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居住条件、发展规划、劳工保障等多个方面切实提高来港和留港的吸引力。

其三，香港“开放性”优势的相对性。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在经济上的开放性毋庸置疑。这里的“开放性”，是指一个经济体对全球也即对境外的开放性——在此方面，内地所有城市都无法与香港相比。

然而，面对迅速扩大的内地市场，香港虽然比其他经济体有开放优势，但相对于内地各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却是最不开放的。内地城市或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是“国内贸易”，人、财、物、数据等畅通无阻；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则是“跨境”贸易和往来，仍存在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就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香港比上海等内地城市更具开放性优势；就国内贸易和国内交往，上海等内地城市则比香港更具开放性。这是二十年来香港下意识最想突破而主观上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局限。

其四，香港自身市场规模的局限性，导致其必须借助于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在一定条件下，香港具有相当的主动性，而在另一些条件下，香港则遭受被动挤压。

当内地经济相对落后、封闭时，香港能主动抓住机遇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的通道，能主动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能主动抓住中国改革开放机会迅速提升为国际级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由于香港本身市场体量过小，严重依赖内地和世界两边的经济发展，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没有主动自我调节的能力，内地和世界经济稍有变动，香港就会受到挤压。

比如，内地人员到香港旅游购物、购房等，在香港本地形成了大量外生性需求，推高了物价和租金，增加了本地GDP和就业，却并不提升本地工资水平，除了金融业、房地产、旅游业等少数行业，也不带来本地更多行业的综合发展与提升，而香港自身又缺乏主动调节的能力。再如，在科研成果需要快速市场化的当下，香港原有的科研优势又因为市场体量过小而无法发挥作用。

其五，中央政府历年的惠港政策对改善当时的香港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似乎并没有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

香港自回归起接连遭遇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911”事件、中东战争、非典、2008年金融海啸等一系列严重影响香港经济的事件，每次中央政府都给予香港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相应出台了惠港措施。这些措施都即时给香港带来了游客资源、资金进出内地的通道、金融基础设施资源等，有效改善香港经济，维持香港经济平稳发展。

不过，相对于新加坡等经济体，这些措施给香港带来的竞争优势似乎并不明显，香港通过自身改革蜕生出新竞争优势的能力有待提升。

其六，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为香港未来发展带来挑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地缘政治冲突，香港成为西方与中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时常受到外部因素的扰动，为其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尤其在过去十年，这一态势日益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香港既要排除干扰，又要聚焦发展，难度极大。

二、香港与新加坡：“开放经济体”的两种姿态

在分析以上新情况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同为开放经济体，新加坡与香港展现出了迥异的风格，即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香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充分竞争”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一个市场的竞争，即市场主体间的充分竞争。香港的开放性、良好的法律环境等是其竞争力，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和资金。但香港因为依靠内地，满足于作为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在区域竞争中略显被动，很少主动出击。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业务重心逐渐转向内地市场，此后主要发展与内地相关的业务。

新加坡本身体量也很小，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却更具主动性和竞争性。新加坡积极开拓周围国家的市场，一定程度上成为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中心；同时并不满足于此，进一步北上拓展中国及东亚市场。相比之下，香港面对的市场更加单一，并且往往是造了一座好桥坐等过桥人。

再进一步，新加坡虽然也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但其金融市场分为“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许多在新加坡注册的机构只能做离岸业务，比如许多外资银行新加坡分行不能做本地业务，所以更多面向周围国家甚至中国等亚洲国家市场。近年来新加坡出台了许多政策吸引金融科技公司，大家都认为新加坡对金融科技公司友好、开放，实际上，这些公司并不能面向新加坡国内市场，全部面向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体制、管理、产业水平不同的国家开展业务，回旋余地很大。

相比之下，香港则不分在岸和离岸，紧靠着的只有中国内地市场，相对而言难以回旋。近些年香港开放虚拟资产交易，一些公司希望通过在香港合法注册打开内地市场，或吸引内地投资者到香港参与虚拟资产交易，不过尚未合法注册却先在香港开始了诈骗，一部分原因可能也在于内地严格禁止此类业务，而香港本地市场有限。

当然，从具体的金融功能和服务来看，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香港是成熟的交易中心，帮助企业筹集资金；而新加坡则更适合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内地对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以规避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另一个问题——这些资本流入中有多少会留在新加坡，以及新加坡本地经济是否会从中受益？这个问题尚无解答，但新加坡在应对外部环境、把握发展机遇中展现的主动性不可忽视。

三、新变化之下，如何创造香港新优势？

尽管香港仍具备一国两制、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开放自由的经济体系等优势，但面对内外环境巨变，已有优势也需因时而变。过去，香港在经济上领先内地，通过补足内地短板、帮助和引领内地发展，为自身发展开拓空间。未来香港应借力内地经济实力，打开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形成新优势，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近年来，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大湾区、引才引智、发展虚拟资产和数字货币等方面已有新突破，这些都是顺应大势、把握先机的正确抉择。未来，为了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

1.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政府需要适度有为。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但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教条化、绝对化。

即使是香港，也曾经有过长期的租金管制，现在公共交通、水电等是PPP模式，不是完全的市场模式，出租车市场也是专营的。银行业方面，香港在完全市场竞争下，基本上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地银行，硕果仅存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萎缩。新加坡则有星展银行这样本地而生的国际性银行，还有淡马锡等强大的主权投资集团。香港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在保证高度开放性和充分竞争性的前提下适度有为，强化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整体的竞争性和主动性。

2. 必须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大湾区的同时，保持并强化香港的差异性。

过去，香港凭借内地与世界的差距和其独特的对外通道地位，实现了自身发展。现在内地与世界的落差快速拉平，全面与世界接轨，香港的通道作用不再绝对。

但内地庞大的市场为香港带来了新机遇。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湾区建设是正确选择，有助于消除境内外隔阂，减弱与内地其他城市的竞争劣势。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大湾区建设的同时，有必要保持在制度、法律、文化上的差异性，差异性也是香港独特的优势所在。

在国际上主要的金融中心中，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都是以国家经济、金融实力以及制度、法律优势为依托；而新加坡、卢森堡、迪拜等作为小型经济体，则是以制度、法律、文化等优势相对于周围地区形成洼地而成就的。香港正是属于后一类国际金融中心。

3. 面向内地的同时，香港更要主动面向世界，开辟新天地。

以往的香港金融业在面对内地时几乎不存在与其他经济体的竞争。最近二十年来，在争夺内地市场的过程中，香港却面临着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要提升竞争力，在面向内地市场的同时，更要面向世界，开拓新的市场。

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和新冠疫情，当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进入大重组时期，这一方面对我国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在重组中掌握主导权提供了机会。产业链、供应链重组需要金融强有力的支持，香港需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出击，开拓新市场，形成新优势。

这与香港原来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不同。过去是中国发展缺少资金，香港帮助引进；中国产品出口，香港帮助寻找市场。而现在需要的是香港主动走出去，寻找中国以外的中国需求。这是超级联系人的“超级”所在。

首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中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前期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现在进入了产业跟进并全面爆发的阶段。但“一带一路”建设一直存在着融资困境，商业化、市场化融资体系尚未真正形成。这一方面与地缘政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金融市场和投资人对此倡议及前景不十分了解有关。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已初具规模，香港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出击，引入“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或项目到香港市场融资，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和未来前景展示给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人。

其次，成为中国出海企业和产业链重组的金融服务中心。过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总体上只是起到了过桥的作用。而在国际政治博弈过程中，中国企业由为生存而“出海”进一步走向为主动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而“出海”，这需要从投融资到保险、资金结算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与支持。香港具备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备的法律及会计服务体系、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正可以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开辟新的蓝海。

4. 梳理历年中央惠港政策，硏究更好利用惠港政策的措施，将惠港政策转化为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二十年来，针对香港不同时期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出台了许多惠港政策，有力地帮助香港走出当时的困境，许多政策对加强两地往来、活跃香港市场、增加香港就业、开放内地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除了帮助香港在特定时期渡过难关外，未来可能还需要内地相关部门与香港共同进行梳理，解放思想，从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角度对一系列惠港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使这些政策转化为香港的独特优势。

另一方面，内地也应该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在惠港的同时，让香港成为内地相关行业或业务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试验场。两地监管方面，在加强协同性的同时，要确保各自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5. 充分利用内地超大市场的优势，发挥香港科研优势，发展跨境科技创新新模式，做好跨境科技金融大文章。

内地庞大的市场是香港发展的机会。机会的含义，不只是做转口贸易，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资金的进出，而是香港本地的产业要成为整个内地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且这一环又能与世界相连接。

如果将香港的科研优势、资本市场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发达的生产能力、丰富的创新应用场景结合起来，香港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多的新兴产业，丰富和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

最近二十年，产业空心化、单一化一直困扰着香港。近几年香港出台政策吸引人才，反响很大。不过，许多获得批准的人才却发现香港并没有合适的产业和岗位，因此，许多人还留在内地观望。如果能开创跨境科技创新创业新模式，丰富香港的产业、行业结构，相信许多人才很快就能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

服务于这样的跨境科创模式，香港的金融业就不仅仅是内地与国际的中转站，不仅仅是为内地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机会，而是为整个跨境科技产业链提供系统的跨境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香港才能成为真正的“超级联系人”。

当今科技发展的特点是，科技研发不再仅是大学和科研机构实验室内的活动，而是发展成为完整的过程：科技研发与市场零距离，科技成果迅速市场化，再从资金投入和应用场景两方面反哺科技创新，进而促进经济转入新的快速发展通道。金融起到了连接投资人、市场与科技研发的桥梁作用，这也是“科技金融”成为五篇大文章第一篇的应有之义。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内地的短板和痛点，这方面，香港可以发挥自身独特优势，联手内地金融机构，创新发展跨境科技金融，支持两地跨境科技创新产业链和供应链，在支持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跨上新台阶的同时形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新优势。

6. 发挥香港金融、法治等优势，探索建设区域非美元跨境结算新模式。

美国将美元武器化，不仅损害了被制裁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国金融业的利益，各方都有在一定范围内规避美元系统的诉求。短期内产生全面替代美元清算系统和SWIFT系统的国际清算新系统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行的；但在国与国之间，在一定的区域跨境清算中规避美元系统和SWIFT系统，则是完全可能且可行的，此外还能省却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带来的汇兑成本。

香港在地理区位、金融基础设施、法律体系、科技创新能力等相关方面都具备明显优势，目前在数字货币桥、港元数字货币等领域已经有所探索，接下来可以分别面向东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东等地区，鼓励多技术路径探索建设区域非美元跨境清算新模式，创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又一新优势。

四、篇后语

所谓的“Hong Kong is over”，某种层面上倒也没错——香港的上一个阶段确实可以说“结束”，但并不意味着“玩完”，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新的玩家身份，身上的“叙事”也跟着改变。

香港的未来，在于准确识变、主动求变、善于应变，未来既充满了挑战，也孕育着希望。只要香港能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善用自身优势，“东方之珠”就不会黯淡，将继续在风云变幻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