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半的幼童,被陌生人而不是家长进行“教育”,当下社会对儿童的容忍度是不是越来越低了?有评论说,我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像儿童的儿童,而是用对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情绪平稳、安静克制。
家长也不敢带娃出门了:如果孩子哭闹不休,很可能会被视为“熊孩子”,家长也将面临“怎么没有管好孩子”的舆论压力。
吉祥航空航班两名女乘客带走别人家的娃,关到厕所里“立规矩”这件事,这几天颇受关注,接连上了几个热搜。
从把一岁半的幼童带走展开所谓“教育”,录下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并表示“问心无愧”的两名乘客,到一度表示“陌生人带走小孩属于个人行为”的航司客服,再到航司通报中同意将孩子交给别人教育的孩子祖母、事后对此“表示理解”的孩子母亲,正是在这一“共同体”的合力下,导致事件发生。有评论称,整件事都“太魔幻了”。
有人指出,不知如何教育的家长,让位于路人,任由路人野蛮施教,这很荒诞;但也有人共情家长的难处——就像那两名乘客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在机舱这一公共空间,孩子哭闹不休,很可能会被视为“熊孩子”,而家长也将面临“怎么没有管好孩子”的舆论压力。
在公共空间,幼童的声音不被听见,家长的声音其实也相当低微。前段时间,作家苏小懒向12306投诉自己坐动车被两次提醒“管好小孩”,呼吁公众对婴幼儿家庭应有包容度。此事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不少人觉得,高铁带娃让人反感太正常了,家长并不需要这么敏感、矫情。
作家苏小懒的经历引发热议。(图/微博@苏小懒 )
作为带娃出行过几次的家长,我非常理解家长们的焦虑。“不敢带孩子出门”,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家长秘而不宣的“常识”。经常有人问我:带娃出门坐飞机、坐高铁,真的可以搞定吗?
带娃出行,
是一种什么样的历练?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城市公共空间产生不适感,是从生育开始的。孩子出生到现在一年多,带娃出行依然是困扰我的问题,不少城市空间仿佛成了一种我需要对抗、之后不得不妥协的物理力量。
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适合用婴儿背带背着出门,只能坐婴儿车,我发现,我和宝宝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且不说坑洼、不平整的人行道,某些路口设置的路桩,也造成了障碍。而且,推着婴儿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一次次艰难的历练。
婴儿车最好是轻便、可折叠的,但在公交车、地铁上,依然会占用空间,招人侧目。抵达地铁站台也是个挑战。入口配备升降电梯的地铁站仍然是少数,多数时候我只能选择坐手扶电梯或者走楼梯,半扛半拖地把婴儿车和宝宝搬下站台。每次推着婴儿车出入地铁,感觉就像开着一艘沉重的船,在匆匆来往的人群中冒险。
对于推婴儿车出行的家长来说,一些城市的功能设计并不友好。(图/Unsplash)
这种感受,往往因城市而异。比如,在中国香港,到处都有天桥和楼梯,推着婴儿车带娃出行根本就是灾难。另外,香港市区寸土寸金,就连在人行道上行走都担心自己挡路。在深圳,这种不适感会缓解很多。你会看到不少家长推着婴儿车,带着幼童外出。而且,深圳商业空间配置的母婴间,和香港相比,数量更多,也更干净。
我好奇的是,香港家长带幼童出行,是否都靠私家车和的士。后来,在偏离市区的海边,才见到有菲佣带着幼童在玩耍。对于都市区和郊区的界限,香港似乎区分明确——前者是通勤、消费场所,后者才具备亲子空间。
这种带娃出行的困境,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存在。前几年,英国《卫报》报道了年轻妈妈用婴儿车推着女儿,在纽约地铁站的楼梯上绊倒身亡的消息。尽管后来这对母女被证实并非因跌倒而导致死亡,但许多纽约家长表示,抬着婴儿车上下地铁楼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噩梦,通常需要他人的帮助。
国外有不少地铁站台阶很多,而且弯曲难行。(图/Twitter)
当然,带娃出行的最大挑战,还是在乘坐相对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时——尤其是在飞机和高铁上,如何防止孩子哭闹打扰别人。到目前为止,我带宝宝坐过两趟飞机、两趟高铁,我的办法是:准备零食和玩具。但对于一岁左右的宝宝来说,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根本没法保持耐心,这个时候,我会给她看动画片,同时陪她说话、唱歌,以分散注意力。
我带娃出门时乘坐的航班,服务还是不错的:如果有空余座位,会给我们优先安排较为宽敞的座位。起飞前,空姐会提供儿童贴纸和小枕头;幼童哭闹时,她们会提供协助,跟家长一起想办法缓解孩子的情绪。有些家长发网帖支招,登机时可以给周边乘客分发写着“希望包涵”的小纸条,还有耳塞。
在飞机上带娃出行是一大挑战。(图/Unsplash)
坐高铁的时候,可能感受到的异样眼光会多一些。我曾经被前排乘客提醒,说自己受到影响了。我也只能尽力安抚宝宝,让她的声响和动静小一些。
每次带宝宝出行,对我来说都像一场漫长的历练。我有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有了娃之后,我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减,城市功能设计和公共场所的氛围似乎都在提醒我:带娃就应当留在家里,减少外出。但与此同时,我也会不解:带娃出行难道不是天然的权利吗?这本应是城市生活“便利”的一部分,为什么我的负罪感这么重,总有被排斥在外的感受?
孩童的哭闹声为什么令人难忍?
飞机厕所训娃事件,反映了当下的公共环境对于儿童的包容度正在下降。“厌童”并不仅仅是字面意思,它折射的是一种时代的症候——处在城市空间和社会资源较为紧迫、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对于不用承担行为责任的群体,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抗拒情绪的生理机制。我们害怕人生失控,尤其在公众场合,成人需要学会控制情绪;我们也害怕袒露脆弱的情绪,情绪稳定、维持秩序感,成了默认的公序良徳。
“熊孩子”这个标签下,隐藏了我们对于孩童群体不能守规矩、影响公序的厌恶,也有对家长放任孩童、无视管教责任的问责。澎湃新闻曾就高铁带娃引起反感这一话题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单身未婚、已婚以及已婚已育人群对于孩童哭闹声的忍耐力各有不同,但生育与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相对而言,已育人群的容忍度更高。
《高铁带娃引反感,怎么就注定无解了?》一文所附的调查结果。(图/澎湃新闻)
我们对于幼童的理解偏差,在于是否把幼童视为另一种生命形态和阶段。儿童心理咨询师严艺家在微博上指出,情绪自我调节功能在不同年龄段的孩童身上也有区别——平均要到5-8岁,人类大脑才能发展出一种感知周围、约束自我的能力。
而在飞机厕所被训话的幼童,年仅一岁半。这么小的孩子,感到不适只能通过哭闹来表达。我们是否能做到真正尊重婴幼儿啼哭的权利?在对噪声无比严格的德国,根据《联邦排放控制法》,婴幼儿和儿童制造的噪声对环境无害,在法律意义上不被认为是噪声,而是属于自然声,因此不适用于任何噪声管理条例。
德国也发生过投诉儿童吵闹的案例,但执法者大都站在孩子和父母这边,甚至有这样的金句:“小孩也不能像小狗一样被拴着”“你不能指望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让孩子安静”……这本应是常识,但在“厌童”的情绪支配下,幼童的权利、需求被忽视,成人不受干扰的权利,成了一种更强势的规训。
母职的沉重感则在于,孩童的培育重担向来由母亲承担,而孩童的照护也越来越局限于私人领域。在人人皆中产的消费社会当中,孩童更像社会资源竞争的投射品。我们似乎忘了童年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恨不得孩子吹口气就能跳过童年直接长大;更忘了孩子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公民。
儿童友好城市,
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近年来,“儿童友好城市”的提法深入人心。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就是多建一些儿童游乐场所,以及在公共空间设计上做一些区隔,比如增加母婴间,或者在公共交通系统增加“静音车厢”“家庭车厢”等。
但是,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友好”,就像“女性车厢”“女性停车场”的设计也没能干预和改善女性安全问题那样。以区域来划分社会群体,最极端的做法就是韩国近年来设立的“No Kids Zone”(禁孩区)。其实,这反而会加剧社会群体的割裂感,真正健康多元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交互式的。
在韩国,不少餐厅、咖啡厅门口标注着“No Kids Zone”字样。(图/Twitter)
在消费社会之中,亲子玩乐空间趋于商业化,“付费玩耍”成为常态。而很多城市的“儿童友好”举措,则趋于形式化,比如划定一片“绿地”,建一些彩色雕塑和玩乐滑梯。实际上,这些设施并没有考虑到孩童的真实体验、感受和需求。
真正的儿童友好城市,核心在于开放式的包容,而不是改造和干预。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2》中,有两个国家的例子让人深有感触。一个是法国。法国人带娃的松弛感,或许跟他们尊重和珍视童年这一阶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会鼓励孩童进行情绪表达,即便是咿呀学语的幼童,也可以在家长陪护下展开心理咨询和指导。法国还开设哲学课,让孩子学会提问和独立思考,尽可能让他们理解规则和自由的界限。
另一个例子是新西兰。在这里,“玩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远超学业的一种权利。在学校里,孩子们在课间疯玩——教育者们认为,玩耍是最能让情绪释放、减少心理问题的方式。而在家庭之外的社区,由政府支持、家长们参与共创的“playcentre”(玩耍中心),专门为孩子提供玩耍环境。参与者要定期接受审核,邻里互助合作,所有工作都是无偿的。
在新西兰,玩儿才是正经事。(图/《他乡的童年2》)
《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说,童年在法国人看来是珍贵的,因为它不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且能让他们获得更广阔的生命体验。
我们尊重孩童,实际上是为了保留人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以及那种“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的体验和感受。
校对:黄金周;运营:嘻嘻;排版:魏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