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贸易战为何注定失败

编者按：贸易战是一个敏感又纠结的话题。敏感在于，它既影响家国大计，又牵涉所有个体利益。纠结在于，因为牵涉利益，故所有人都会从自身一孔立场去解读和发声，民间舆论也在几个情绪化的极端上嬗变游走，鲜有冷静长远客观专业的分析。有鉴于此，格隆汇特别组织了本系列专业分析文章，抛砖引玉，期待能推动对贸易战的理解与认识，真正众志成城，共度时艰。

本期文章作者Vasilis Trigkas是一位资深国际战略研究者，《外交学者》杂志撰稿人。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格隆汇在此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不久前举行的中美第四轮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如此一来，二战后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仍会延续下去，同时刚刚在新兴市场爆发的危机已经让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提高警惕。美国总统错误地以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危机状态，受此鼓舞，他似乎决心升级贸易战。

总统高级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最近称，中国经济“看上去非常糟糕，每况愈下”，宣称美国“正在击垮中国，迎来真正的繁荣”。库德洛之断言与赞同“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这类陈词滥调的一些美国预言者观点不谋而合，最为典型的就是章家敦的“末日预言”。他们的线性逻辑是传统经济学的缩影：只有经济强劲增长时，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水平才是可持续的，这意味着GDP增长率必须高于6%。

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

由于贸易战会将经济增长率拉到6%以下，债台高筑的组织将无法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继续增长。这将引发大规模债务危机，使市场丧失信心，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同时人民币承受的压力将会增加，即使中国有效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中国3.2万亿美元的“战争基金”也将无法阻止汇率暴跌。

随着市场对经济的信任崩塌，房地产泡沫破裂，通膨水平由于人民币的自由落体而急剧恶化，中国将不得不早早屈服，并向美国作出足够的贸易让步。

预测贸易战会引发中国经济崩溃，这一看法驱使特朗普选择强硬而非和解的立场。但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黄育川所说，“中国与众不同”。线性思维和传统经济学难以评估贸易战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具有独特的本国特色，受到诸多非传统因素的影响。

他反驳称：虽然预警不断，但从中国的经济和财政数据根本看不出所谓的“雷曼时刻”。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同于以前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的债务集中于国有领域而非私营企业，并且债务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外部。

中国目前的挑战也许更加复杂，但90年代后期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即使是那个时代，事实证明困难仍然是可控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敏锐的战略嗅觉是打交道的关键。若一方高估自己影响对手战略环境的能力，那么即使双方本来可以达成互利协定，无谓的冲突也仍然会持续下去。中美双方谈判代表反复多次均未能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这基本反映了这种错误判断。它导致美方在低估中国经济韧性的同时也高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势。

正如现代政治心理学之父罗伯特·贾维斯所说：有一个故事讲醉汉在灯柱下找钥匙，因为他觉得灯柱下的光线更明亮。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玩笑，但我们觉得滑稽还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了。

偏见让人们只看到最唾手可得、最容易处理和最好理解的信息，而不是向深处探索更有启发性和更能说明问题的信息。

美国经济学家因而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股市估值和债务/GDP比率，因为这类信息唾手可得，并且易于处理——特别是鉴于特朗普这位三军总司令有着民粹主义倾向。所以，美国战略家们在就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中共随之做出让步的倾向轻易得出结论前，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究什么信息更具启发与诊断意义”，并客观地评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三个关键的“中国特色经济事实”应作相当详细的考量：

中国政府关于国有资产整体的信息管理；

紧急国有化压倒产权；

以及中国财政扩张的能力（鉴于无现金革命正在助推国家税收）。

除开这些经济现实，中国仍然能够利用自身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储备，因为从经济增速放缓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依旧不及韩国、台湾和日本。借助集聚效应，中国的城市可以继续扩展推进国家生产力。

中共对金融信息的管控

全球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实，信息是塑造经济主体行为的一个关键输入因素，它影响着信用网络的生存力和市场的总体方向。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一大差异在于，中国的金融信息得到政府有力的屏蔽。

以面临严峻流动性限制的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为例，北京可以限制这一消息的散布，从而减缓“信息级联”。由于绝大多数高负债事业单位属于国有部门（比如国企和地方政府），这将为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时间，以采取适当的监管、货币或财政补救措施，防止危机蔓延至其他行为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西方资本主义无法效仿这一点，因为媒体会立刻对某一流动性危机加以报道，或者甚至对威胁大肆渲染，迫使政府只能充当控制新生危机能力有限的事后行为者。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产，银行同业拆借（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职能）顿显颓势，因为经济主体纷纷开始炒作资不抵债风险。关于系统性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精确与不精确信息和有毒证券引起“信息级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与此同时，决策者只能在非常紧迫的时限内寻找补救办法，来应对他们从未预料到的危机。作为维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无形之手，信用随之崩塌。

雷曼兄弟

中共将系统性经济主体立即国有化的能力

在中国，国家利益至上。当国家经济的稳定受到威胁时，政府可以将大型金融企业或系统性市场行为体国有化，而且可以走紧急程序，通过注入适量资本使流动资金固定。近期的安邦保险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安邦保险迅速被国家接管，董事长当场被捕。

在美国，国会、白宫以及财政部得与大量律师和游说人士进行长达数月的法律战才能取得类似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损失至关重要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索林佐公司的破产或者对美国汽车工业的紧急财政援助和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动所花费的时间。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称，“规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闭，相互关联性太强因此不能倒闭，相关性太大因此不能倒闭”，银行或大型系统性企业的成功“可能不是基于‘其商业模式的’相对有效性”，而是基于它们的相对规模、联系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市场机制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政府干预对于规范市场体系至关重要，危机期间更是如此。

在西方，强大的金融游说团体已经形成一种监管机制，他们需要承担非常大的公共风险。然而，中国政府对大型金融企业的利益一直漠不关心。中国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把金融资本引向长期投资。这是2008年华尔街和伦敦市场崩盘时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表现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

同样，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措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开放资本账户和严格紧缩政策的教条主义支持更为先进。

诚然，经济政策是一门利用适当的经济管理杠杆来管理权衡得失的艺术。虽然集中控制信息和非常情况下的国有化是有益的，但如果过度使用，则会加剧道德风险，不利于价格信号机制的长期效率，甚至可能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正如爱丁堡大学全球银行监管与金融系讲座教授艾米利奥斯·阿夫古拉斯与一位作者讨论时所称，中国经济例外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当国家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时，可以强制使用极端工具。然而，一旦过度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会失去效力，导致经济进一步失衡。

结果是，在市场与信息普遍不对称的情况下，强制但慎重的政府干预通常可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当政府战略性地采用信息管理与非常情况下的国有化，仅仅将其作为最后手段时，可能会给经济活动带来积极影响。但在采取这种手段时，问责制至关重要，以防道德风险大肆蔓延，否则规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闭的国有企业将从事风险更大、生产力更低的活动。

无现金化革命：国家税收的福音

中国是无现金交易的全球引领者，其技术金融规模比美国高出10倍。例如，阿里巴巴的蚂蚁金融公司就“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其2017年处理的付款笔数比万事达还多，并且仅去年一年就通过在线支付平台完成超过8万亿美元的交易。”无现金交易形式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提供海量数据，这使得他们为超过8亿用户创建完整的信用评级档案。

随着金融资本配置存在的两个特有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信用建档过程中被最小化，这极大地提高了私人资本的配置效率。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但可以减轻国家政府的预算压力，因为无现金交易让征税变得更加简单。此外，一旦中国转向无现金经济，灰色经济就会立即纳入国家统计之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下降。

中国向无现金经济过渡还会引起未来的现金流效应（因为未来的税收收入将继续增长）、提升人民对中央政府扩张财政能力的信任，并在防止国债超调的情况下缓解无力偿债的机构的压力。

因此，北京正在开展的去杠杆化努力可以通过逐步增加财政收入来实现，这样可以在不限制短期财政扩张的情况下，平稳且可持续地减少债务。随着地方政府的收入因土地销售限制出现下降（从而亟需其他收入来源），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的预测，中美贸易战期间，紧急财政扩张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佩蒂斯正确地断言，贸易战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因为中央政府将提供财政刺激来弥补（对美国）出口额的下降。佩蒂斯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完全终止去杠杆化进程，这一过程就会放缓，并且国债与GDP的比率也会增加，从而破坏中国的长期增长。

然而，我们假设的情况是：随着中国向无现金经济过渡，总税收将会增加。因此，紧急财政扩张不会显著加重国家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煞费苦心地地评估了无现金化对国家货币政策及国民产值的影响。宏观经济建模以及所谓的宏观经济DSGE建模不仅复杂，还经常出错。

然而，向无现金过渡是一项战略决策，中国可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能轻松实施这一决策，因为中国已经拥有战术技术平台——无现金生态系统。例如，如果政府对自动取款机交易征收从价税，那么这会刺激人们加大无现金平台的使用力度。这会提高增值税的征收效率并登记到国民账户中，从而增加税收。此外，交易数据分析让所得税估算更加简单，还可以限制逃税。

正如经济和工业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即使是像希腊这样负债累累的国家，自2015年7月以来，其向非现金化方向的部分过渡为国家创造了奇迹，增加了财政收入。

中国经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自身

近期，中国央行与美国财政部就中国去杠杆化步伐爆发了不同寻常的口头争论，后者认为中国应该在爆发贸易战的当下持续推进去杠杆化。伴随这场争论的是，在中国国内有关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担忧论调也被反复讨论。中国央行官员支持采取广泛的财政刺激措施，但美国财政部官员则倾向于通过SOE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宽松政策。

8月中旬，中国政府指示各家银行放宽针对（受贸易战不利影响的）企业的资产流动性。

诚然，中国经济并非不受全球冲击影响，但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在大量草根工商业企业家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债务去杠杆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由国内政治、明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持续的对外开放决定。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措施为中国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可能进行调整，以应对当前贸易战施加的持续压力。

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大幅裁撤其影子金融机构，推出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借贷市场，致力于控制区域性银行风险并加紧控制几乎失控的信贷系统”。不久前中国还出手处理隐性债务，并提升其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

总而言之，中国主要通过国内改革来推动生产率提升，进而促进国内生产，并使长期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保持在正常水平内。

征收关税不可能取胜：给贸易和平创造一个机会

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并非不可避免。对于美国的战略家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应该对中国经济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不要高估美国的惩罚性贸易关税对中国债务可持续的负面影响。否则，就可能会错误地推动特朗普升级贸易战，将中国与美国推向一条“与缓和地缘经济冲突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而且将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非常脆弱，其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很小一部分，中国也坚决反击外国恐吓，不惧与当时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前苏联对抗。经过大约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如今既非注定崩溃，但也不准备接管整个世界。虽然已经取得成功，但中国的经济体系过于独树一帜，以至于无法作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样板，而且中国的人均财富目前仍然低于各个西方国家。

因此，中国并不是美国式民主的威胁，当前的贸易冲突也不应被说成是“事关人类存在的系统冲突”。在这个陌生的地缘经济领土内，如果对中国经济进行理性的、经过验证和计算的准确评估，将有助于弥合差异，给中美双方带来有尊严的贸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