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药企、研究者的单向输出，原创新药开发能少走弯路

Ⅰ期临床试验是创新药从基础实验进入人体研究的开端，其数据结果直接关系到后续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及安全性、有效性结论。然而，Ⅰ期临床试验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行业的痛点，能够承接原创新药的更是寥寥。

2015年是Ⅰ期临床研究中心建设的元年，由史业辉带领创建的天津市肿瘤医院Ⅰ期临床试验病房也在这一年建成，是天津市首家肿瘤临床试验中心，由于建设早、运营成果显著，该中心也成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I期临床试验病房之一。

“这几年，药企的临床能力在大踏步前进”，史业辉感觉变化是显著的，可提升的空间也是显著的。他认为，现今最大的问题是药企和医院/研究者的问题基本都是单向输出，这非常不利于原创新药的创制。“药企不应该一门心思把脑袋扎在自己搞研发上，医生也不能一门心思把脑袋扎在自己的临床里，两边都要早一点，在产品研究前就要寻求合作，这样药企会少走很多弯路，医生的成果转化之路也能更为顺畅。”

Q=E药经理人 猎药人俱乐部

A=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天津市肿瘤医院Ⅰ期临床试验病房主任

Q：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为什么选择专职临床研究医生？

A：现代医学，尤其肿瘤学的发展，是依靠着循证医学的进步来推动的。而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自于设计严谨的临床研究，这有别于传统医学更多依赖师承、传授和经验。这个大环境，要求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去学习、去从事临床的研究，才有可能拿到一手资料，反过来指导临床的工作。

Q：做临床研究的医生和临床医生有什么区别？现在做临床研究的医生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A：现在真正从事临床研究的医生的比例还是低的。在日常工作中两者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在做临床工作，但做临床研究更强调“事先有设计，过程中有质控，事后有总结”，而日常诊疗事先都是没有设计的。举个例子，发热患者，日常诊疗是寻求发烧的病因，但对于临床研究而言，考虑的是他是否适合进入到临床研究，要提前设置筛选条件，根据临床方案来推进，不同的发热患者可能会进入不同的观察组，分别给予不同的退烧药。

Q：从普通的临床医生转去做临床研究医生，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攻克什么？或者最需要培养什么能力？

A：做临床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临床医学背景的人更容易进入这个领域，但他们最需要提升的是，将临床试验和GCP原则融合贯通的能力，既不是僵化地执行药物临床试验（GCP）原则，也不是完全按照临床这样相对自由的方式，而是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Q：在过往您所经历的试验中，有哪些令你兴奋的临床试验？请挑选一两个重点项目进行介绍。

A：从乳腺癌治疗的角度来说，目前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是临床上的痛点也是难点。因为患者乳腺癌一旦脑转移了，基本上等于人生走到了尽头，生存率及治疗效果特别差。

作为医生，我们会希望找到针对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新的治疗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化疗+靶向”联合的全新的治疗方案：一方面考虑到乳腺癌的颅内转移灶，另一方面则考虑到颅外转移灶。目前来看，第一阶段的初步结果良好，入组的11例患者有效率超过了70%，而且单臂二期的临床入组也已接近尾声。

Q：从研究者发起试验的经验来说，您认为现在临床转化的路走通了吗？如果没有，难点在哪？

A：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不以药物上市为目标，更贴近于临床事实，这是好的渠道。但是很遗憾走通这条路还相当漫长，难点有二：一是IIT临床研究的设想来自于临床实践，这需要临床医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但目前更多的医生还在学习不同治疗方法的阶段，去发现临床需求，去思考、设计相应的临床治疗方案或者药物的能力不足。

第二，还要有能力去完成一项临床研究，这不是靠单个医生能完成的。在现代循证医学的大环境下，完成一项临床研究是极为艰难的，需要有团队，需要各项支持，包括院内、院外、学术和经济上的支持。所以在一些基层医院，一些低年资的医生身上很难实现。大家只能去主动寻找药企的支持，包括技术、人员等各方面，但前提都是主动寻找。

Q：在评价一项临床试验方案优劣时，着重会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

A：对于临床试验的评估，首要考虑的是科学性和先进性；第二，考量我们自身有无能力去顺利去完成这项临床，包括从受试者层面，评估大致符合入组条件的受试者是否足够；从竞争层面，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同时在进行的类似试验。

Q：从临床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选择试验的标准这几年有没有发生变化？

A：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中国做临床没有想象的好；第二，同一中心同一研究者承担的项目数量庞大；第三，同质化的研究非常多，临床扎堆愈演愈烈。我想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临床试验质量会慢慢改善。

Q：从医疗机构PI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中国创新药企的临床试验综合能力？其中优势有哪些？短板有哪些？提升的建议是什么？

A：这几年，国内创新药企能力我感觉是在大踏步前进。前几年市场上充斥着me too、me better，现在越来越多的创新药进入视野，这是好的趋势，也是大势所趋。也即一批作坊式的药企将淘汰，只有做成真正的创新药，才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

但问题也确实存在，从医生角度来看，药企最主要的问题是基础研究薄弱，但我们不能苛责药企要去做多好的基础研究，我们更希望药企和医院有更紧密的联系。之前，我们和药企互动基本都是单向输出，或者医生有想法找到药企，或者药企合成了一个化合物找到医生。

我认为，药企不应该一门心思把脑袋扎在自己搞研发上，医生也不能一门心思把脑袋扎在自己的临床里，两边都要早一点，在产品研究前就要寻求合作，这样药企会少走很多弯路，医生的成果转化之路也能更为顺畅。

Q：从PI的角度，请您谈谈现在临床试验开展的整个流程中有哪些挑战？该如何去克服和提高？与医疗机构内部各个部门的衔接与配合是如何体现的？

A：临床研究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提高效率，这可能涉及到医院的很多部门，包括医务、财务、核算、以及药检等辅助科室。临床研究已经成为了研究型医院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相关科室之间的协同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医院从战略上提高临床的高度，把临床研究作为优选；从执行上将整体环节捋顺，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临床研究来开展，否则各科室之间互相是掣肘。

Q：现在影响医院提高临床效率最核心的环节是哪一环？

A：很多试验中心对临床试验的认知不足，尤其对临床试验时间的紧迫性认知不足，新药上市特别强调时间的领先性，从这一点来说，临床实际上是个争分夺秒的事情，但现在很多中心其实还是以行政手段来管理，严重拖延了临床的进度，不适宜现阶段的新药开发。在这方面，天津市肿瘤医院开展了一些工作，比如对临床研究整体速度设置提升计划，特别设置绿色通道，纳入绿色通道的项目，一般从立项到启动会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

Q：承接临床试验之后，执行过程中和药企之间会存在哪些问题？

A：承接之后，主要考虑临床试验的完成和质量控制两方面。药企对临床试验的要求是“又快又好”,“快”指的是在他们预定的时间内把临床研究的入组完成好，并要经得起监察、稽查和核查，保证药品能顺利上市。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矛盾，“快”和“好”相对是矛盾的，所谓“慢工出细活”。

Q：具体到受试者招募，您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A：患者群体的知识储备和素养的提高，对药企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患者群体对于临床的看法越来越科学，并且越来越积极，有很多患者很多时候自己去寻找合适的临床研究，这与原来大家对临床的误解截然不同。挑战也来自于此，患者对于临床试验的要求与日俱增，他们对国外的新进展掌握得非常明确，对临床设计的严谨度、可行性不可同日而语。

Q：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临床CRO的综合能力？与MNC相比，中国本土CRO的优劣势如何描述？这几年有什么变化？

A：对于CRO我们是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之前基本上没有国内企业做CRO，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整体有些乱，水平参差不齐。CRO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临床试验的推进，一个有经验的项目经理能让临床顺利进行，还能让医生产生信赖感。水平不高的CRO团队，可能会让项目在实施时一步一个坎，每一步都难以推进。在实施领域，CRO公司需要洗洗牌。

Q：具体来说，CRO的这种不专业体现在哪些方面？作为PI会在乎哪些方面？

A：第一，CRO原始的角色是做监察，即监督观察在临床中的研究有多少是违背GCP原则，没有按照既定方案去推进的，这是它的核心职能。现在很多CRO公司开始介入临床医生对于入排标准的医学判断，我认为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干涉。第二，CRO从业人员没有好的经验和好的医学背景，只会从研究方案的文字里僵化地去判断是否符合入排标准。

Q：您预判未来3-5年，中国医疗机构临床PI的职业生态会发生哪些改变？

A：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会更艰难些。药企投入越来越谨慎，我们看不到前几年那样快速地增长了，临床项目在经历大浪淘沙的过程。PI也同样，真正优秀的PI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综合能力不强的PI，项目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研究者也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