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房事:清代北漂公务员租房的那点事

作者:楼中对

编者按:唐朝时期,白居易刚刚中举,名声还不是很大,就用歌诗去拜访当时京城名人顾况,顾况戏谑他:"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但当读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肃然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我们未知白居易后来是否解决了他的京城"房事"问题,但从他后来直言上书得罪权贵,被贬江州,最后在洛阳履道里购宅终老看,他的帝都房事梦是没解决的。

帝都米贵,从来都是居大不易。

但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谈钱就跌份了。这不谈钱心里又痒痒,总想着入了仕,朝廷自然会保你荣华富贵。

对于生在小地方的娃娃来说,牛娃的出路应该是,寒窗十年,脖子拉长了,大腿扎疼了,有朝一日跳了龙门,混个京官当当。在乡里乡亲的眼中,干个地方公务员还是差了点,县官行事图个方便和朝中有人好办事相比,逼格那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人呐,最可悲的地方就是远大理想混淆了现实生活。怀揣着兼济苍生的抱负和读书人的清高进了京城,第一件事却是要找个落脚之地,四处逛逛租个房。和房东软磨硬泡砍了几文钱之后,到路边吃碗卤煮,尝尝传说中的帝都味道,边吃边和同仁一番针砭时弊,唾沫星子横飞。那场面,仿佛头上一道光,瞬间都是宫里人。

对于大多数北漂的基层公务员来说,初来乍到,他们或许想不到,贫穷并不是暂时的,年少时说下的大话多半也是兑现不了的。帝都之"居大不易",仅住房一事,就专治各种不服,毫不留情得惊了少年们的好梦。

地价贵,收入低,如果不是家底丰厚的富二代或者广结财源的高官,一般的北漂也不会奢望能在城里购置一套体面的房产。而且那时候买房也不能用杠杆,要买就得付全款。基层公务员的这点微薄俸禄,如若足够维持房租以及一家人的日常消费,已经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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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北漂的第二年,从七品,副处级干部。这一年他的工资收入(含各种补贴和福利)是130两左右,租房支出100两左右,剩余的30两还不够吃喝的。幸好北漂前在乡亲那里筹措了些银两,才使得他在帝都勉强过活。

而抵京之后,见识了别人家的轻裘肥马,再看看自己的窘境,曾国藩心里难免失衡,脾气越来越大。为此,他居然还被仆人炒了鱿鱼,愤而写下:"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幸好文正公官运亨通,在京为官十余年,就官拜副部级,算是在帝都站稳了脚跟。这期间,他搬家搬了八次,仅在北漂的第一年,他就换了五次住处。

但更多的北漂,远远不及他幸运。大冬天里"贫不能举火"的基层公务员比比皆是。

富人在这里宴宾客,穷人在这里讨生活。士子们来此地求功名,得意者香车宝马,失意者家徒四壁。

彼时,朝廷规定满汉分城而居。即便是做了官的汉人,除非组织特批,不然也只能在外城寻觅住处。明朝时,宣武门一带有不少国家机关,很多显宦就在宣南一带买地盖房。这些遗留下来的故宅别院品质不错,为有实力的汉官们提供了现成的宅子,周围空地也多,闲钱多的话还能搞搞扩建。况且这片区域距离正阳门内的衙门不远,古刹园林众多,通勤时间可控,文艺气息浓厚,居家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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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宣南地理位置优越,各地驻京办大都设在此处。内地士子进京赶考,外省官员进京述职,如果是走陆路,一般都会经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城,在此歇脚十分方便。大家歇脚之余认认老乡,吃吃饭喝喝酒,谈笑风生,不亦乐乎。

久而久之,宣南一带,成为了汉人士大夫的集中聚集区,浓浓文化味,一时间逼格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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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漂的基层公务员,初来乍到,宣南有长者前辈可拜访,有同乡同僚可交游,这里是他们租房落脚的不二之选。

康熙朝时,昆山人徐乾学官至刑部尚书,并且爱惜人才,乐于提携后生。他的宅院位于绳匠胡同(即现在的菜市口大街),取名"碧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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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争取上进的北漂们挤破头的到碧山堂附近租房,等大人五更起床上朝时,就开始大声朗读诗文,估计大人是个声控,听到谁字正腔圆,就会有意栽培一番。一时间,北漂们这种扰民的行为,居然炒高了碧山堂附近的房价。

除了自己提携之外,徐大人还会为后生创造与其他大佬交流的机会。比如王世桢,清代诗坛一代宗师,也曾官至刑部尚书。

那会儿,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即报国寺)书市盛极一时,王世桢平日喜欢来这里逛逛书摊淘点好货。当时,北漂们想见一眼王大人,那是相当不容易,徐大人就给这些这些少年们出主意,说可以去慈仁寺求偶遇。

对此,王大人在自己的《古夫于亭杂录》里还有记录:"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文中的司寇是刑部尚书的别称。由此可见,王大人比徐大人要傲娇,徐大人是个热心肠。

除了有机会拜访长者之外,住在宣南的北漂们,那更是少不了文人之间的交游,而这种交游,往往带有一点"采菊东篱下"的味道。

清廷在实际统治中,一直限制汉人所执掌的权力。汉人所获得的升迁机会和满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多数北漂的汉官,官位很难显赫,俸禄也不丰厚。宦海沉浮几十年,仍然屈居基层公务员位置的状况并不鲜见。

乾隆年间,有个北漂的杭州人,叫韩朝衡,是个部委公务员,穷的叮当响。他曾填曲这样描述自己的境遇:"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罏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着哑巴牲口无麸草。"

俸禄不多,可是开销大。房租要付,仆人工钱要付,米钱煤钱都要付。加上老婆在旁絮絮叨叨,小儿哇哇直哭,牲口都喂不饱。这生活状况,已然足够狼狈。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但郎中仍然表现出乐观的一面,他看淡仕途,深感宦海无情:一些人"霎时间升美缺, 锦上添花";另一些人"蓦地里被严参, 山头落马"。

闲时,他可以"酿酒栽花,题诗品画",与友人"春看红芍药,秋赏黄菊花"。茶园听戏听累了,那就"窑台揽胜多幽雅,况争夸燕山八景,风日倍清华"。他笔下的"窑台",便在今天的陶然亭。

虽说"文章千古好,仕途一时荣",但对于大多数身处帝都的基层公务员来说,终其一生可能连"一时荣"的机会都没有。即便有"文章千古好",也上不了朝堂用作经世济民之策,那干脆以恬退之名,咏花咏草咏四季得了。

对于很多像韩朝衡一样的基层公务员来说,野寺看花,凉堂读画,这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还有一位叫做邵长蘅的北漂,客居宣南多年,最后回乡发展。许多年后,在给帝都友人的信里,他写道:"奉别将十年, 回忆寓保安寺街, 踏月敲门, 诸君箕坐桐阴下, 清谈竟夕, 恍然如隔世事。情景常有, 而良会难再, 念至增惆怅也。"

时隔三百多年,本来觉得什么都变了,但又不得不承认,其实很多也没变。都是北漂,你也必有过同样的内心挣扎。

现如今,曾文正公曾经租房的几条胡同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社会主义新住宅,均价已过十万,且仍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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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依然米贵,百年来皆如此。放弃幻想,朝廷保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全面,并不确保尔荣华富贵。

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多心怀梦想,要多为上头分忧。

此谓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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