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与沉浮:BAT背后形成晋浙潮三大商帮,正瓜分中国商业版图

2017-10-26 10:10 仙贝 阅读 9668

商帮——一个古老的、地缘性的商业图腾,伴随着中国的开放、经济的复兴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野。

在历史深处,士农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挂着红灯笼的晋南深宅大院里、在黄土飞扬的百里秦川、在灯火通明的外滩、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们也曾呼风唤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经济民生。他们筚路蓝缕、敢为天下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2017年10月,大会前夕,一份《意见》牵动众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规格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地位,随后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呼吁“脱虚向实”的关键年,也是民营经济利好消息频出的一年。

把目光从顶层落到地方,2017年各地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关注度得到了集中的爆发,仅2017年,粤商、浙商、贵商、西商、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商帮已经或即将召开会议论坛,政府出面做东,不乏省委书记、省长出面站台,意在重振这些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创业精神为内涵的商业集团。

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至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颇负历史盛名的商帮早已走进现实,它们几近勾勒出中国商业版图的嬗变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程,它们也正是当今互联网三大巨头BAT背后的三大帮派:晋商、浙商与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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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大商帮的江湖地位却并非平起平坐。在BAT连接一切的当下,风云动荡用下面这张图来讲述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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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的格局,百度这远不及阿里、腾讯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尝不是晋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开放初期,远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诚早完成从学徒、工人、推销员到塑料花大王的进化,成为了首位收购大型英资商行的华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宁波人包玉刚用50年的奋斗换来“世界船王”的宝座时,温州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沿江海而上,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小商户。

深居内陆的山西,在1980年代中期得到了国家放开煤炭产业的政策支持,在1990年代的民营化以及乡镇小煤矿遍地开花的“黄金十年”中,崛起了一批财富呈几何级别暴增的煤老板,身份与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国催生了“暴发户”这一阶级。

如今,2017年胡润全球十亿美金富豪榜上,海内外潮商上榜62人,财富总额15873亿元;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国内浙商上榜达263人;那厢,煤老板们早已在2008年煤炭改制重组后变得无所事事,消失之后,只能在北京一套套买房,新晋商中大名鼎鼎的,除了李彦宏、孙宏斌,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祖籍,重构新晋商,找回了霍英东与郭台铭。

为什么潮商、浙商之中能诞生两个四千亿元级别的企业,有名震海内外的企业家,而山西本地的晋商帮却尚不能够?

每个帮派都流淌着先人的商业基因、经商信条和精神气质,探究这个问题,多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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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商帮的做派,体现在与官员的距离感上,是更相信“看不见的手”还是相信“看得见的手”。image.png

新晋商重政商关系,是最敢高调碰政治的中国商人,这或许与晋商从事资源型产业的相关性极大。

从明清时期的盐商,到现代的煤老板,晋商远比其他地方的商帮更具资源优势,但也是这些资源将晋商推向“官商结合”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贸易深受政府一举一动的影响,给予“盐引”专营权、给予“煤矿牌照”的权力也在政府手中,与政府搞好关系成为晋商必修课之一。所以从古至今,晋商都难以摆脱对权力的依赖,他们信奉着“诚信”的信条,也信奉着“特权”。

煤老板的起落如此。贾跃亭概莫能外。凭借“西山会”权力与资本的扶持,乐视的估值能在一年内超 500 亿人民币;当权力崩塌时,乐视也可以在几天之内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时局变迁,押注在权力上的资本终是难逃过眼云烟、黄粱一梦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东方犹太人”著称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浙江与潮汕地区向来地少人多,无法靠天吃饭,当地人只能选择离乡背井去谋生。敢冒险、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才有可能杀出血路。

与浙商存在微妙区别的是,潮商会选择低调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远的潮汕地区,宗法有时比法律更权威,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更善于在法律的框架边缘寻求空间。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是政治与商业的时势造就,囚徒首富黄光裕难逃政商纠缠,人民网三批王者荣耀之后,小马哥不得不低头走进人民网办公大楼,潮商的触角其实并没有远离政治。

相反,浙商则一度刻意表现出远离政治。巨额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请发达的民间社会参与决策,主动向他们问询意见。要知道,温州地区的民间自治相对发达,早早就懂得抱团,莫说大富豪,就说小个体商户的势力有多大,从淘宝的浙江卖家数量就可以看出。

从BAT的总部设立地点,我们也多少可以窥见一二。海归派李彦宏将百度总部设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绝的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回老家创业,才有了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头的IT程序员小马哥接着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改革前沿阵地深圳风生水起。

在市场经济的大局之下,渴深处大陆腹地、渴望在官方层面得到认同的晋商与潮商、浙商这些市场化、国际化的实用主义者的竞争,注定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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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赋予了这三大商帮力量和方向,有的在不断开放创新,有的却陷入其中。

潮商、浙商大都是从小生意起步,在行业中慢慢做大做强,经商模式也有相似之处:小贸易—工厂—房地产—高科技—大企业。

潮商多以代工行业起家,逐渐掌握供应链,一代代积累起强大的商业网络。信奉着“商者无域”理念,多线条发展产业,不管是地产发展、码头经营、家电零售、服装零售,还是流动通信服务,都有潮商的影子,潮商的领头人李嘉诚、马化腾,也都秉持着“开放”、“多元化”的投资理念。

另外,潮商的嗅觉敏锐力也非同一般。香港出现了“超人”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股市狙击圣手”“刘氏双雄”刘銮雄、刘銮鸿兄弟,“金牌壳儿”詹培忠这些瞩目的潮商弄劵儿,马化腾的腾讯战略投资对中国投资圈的贡献程度远胜于其他战投。

与这种开放态度呈现鲜明对比的是潮商身上的“低调”气质。“这个标签贴在了“闷声发大财”的潮商身上,不管是财富还是权力,都不为过。在早些年,媒体要找一张黄光裕、马化腾的新照,都要费好大的劲。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仅仅在媒体报刊能找到的捐款超过100万人民币的潮商与企业就有一长串,但屡见报端的只有少数几个。image.pngimage.png

浙商多从小制造业起步,在房地产、互联网行业获得突破发展,名头响当当。他们是最早参与上海的开发,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传奇群体,也或许是多少受这股曾经叱咤十里洋场的气质影响,他们是中国商帮中最高调的群体。相对潮商,他们在商场上更敢于冒险。马云曾经说,浙商自带网红色彩。在腾讯,马化腾让大家喊他英文名Pony,在阿里巴巴,马云住在“桃花岛”(办公室名字),名为“风清扬”。

这种高调或许也可以在浙江的街头品味出几分。《2016互联网汽车金融白皮书》透露浙江人最爱开豪车,目前开ABB(奥迪、奔驰、宝马)份额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浙江,占比达33%。

中国豪车最多的城市,浙江有三个城市上榜。杭州是一个超跑密度很大的城市,2014年杭州的法拉利已经近200台,兰博基尼更是近90台,被称为超跑之都。

另一边的新晋商则留着祖师爷创票号这种强大的资本玩转能力,贾跃亭获得“贾会计”的称号,与他这种能力不无关系。遗憾的是,新晋商同样深陷在如何将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困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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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如何运转起来,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世代延续,与商帮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关系。

晋商、浙商、潮商在各地都有自己的会馆、大厦分布,这些标志性建筑不止是一个商帮的象征,也是商会的部分收入来源。只是随着晋商的没落,晋商会馆的名气远不如后两者,晋商商会的活跃度与影响力也不能与潮浙商帮相提并论。

浙江商帮里头的商会,组织性强,马云会长的浙商总会、“中国巴菲特”郭广昌的上海浙江商会,每年都规规矩矩、高调地开着,集结浙江大佬们江湖论剑,探讨经济形势。

潮汕地区因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各地为政,无政府牵头,内地商会则是零零散散,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组织则是创于1980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由不同城市、不同商会轮流主办。不同于浙商的谈天论地,潮商的大会一般都是开来“联络感情”。在这个江湖义气最重的商帮里,抱团意识使之成为在各地对抗其他商业群体的利器。

2016年,宝万的世纪商战尚处胶着之时,汕头市委书记陈良贤为了让万科知道姚振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带了30多名潮汕商会会长参观考察宝能集团,很哥们儿地说,“很多会长说如果宝能需要支持就尽管开口,他们全力支持。”

商人天生有找人脉的冲动,以地域、乡土观念结成的关系,无疑最为牢固。这也是今日商帮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现代商业社会给予商帮的最关键启示,藏在“市场”里,藏在腾讯“连接一切”与阿里巴巴“资源整合”的信条里。

来源:路口大爷 智谷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