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FO孟晚舟被扣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作者：刘玉书 文扬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刘玉书: 美国遏制华为，

无助于解决自身通讯业的瓶颈

华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了国内各界的愤怒。当前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和媒体公开评论存在一个共识，认为这与即将来临的全球化5G市场竞争存在密切关系。当前国内群情激愤，对美国这种不正当的“耍流氓”竞争行为表现出强烈不满。其实美国在5G方面的掣肘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美国的通讯业巨头自身已经成为了阻碍美国通讯科技的瓶颈。如果从这个方面看，美国对华为的扼制并不足以构成实质的威胁。我们将结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AT&T）怎样通过“旋转门”来阻止美国本土通讯业公司发展来说明这一问题。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简称AT&T）创建于1877年，作为美国的老牌跨国电讯公司和美国电信业重要利益集团，有着丰富的“内斗”经验。充分利用美国的政治结构，利用美国特色的“旋转门”将自己的利益保护发挥到极致。

一、成立专门的政府事务部门吸纳旋转门人物

AT&T内部设有专门处理政府关系与公共事务的部门，并吸纳大量旋转门人物。该部门员工大多都有国会或者政府工作经历。例如从2005年开始担任AT&T外部法律事务部主任的詹姆斯·西科尼（James W Cicconi），他在任职AT&T之前是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同时詹姆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过。他曾担任过老布什总统时期的行政副主管、里根总统特别助理。所以詹姆斯在代表AT&T公司处理政府相关事务时具有优势。

从AT&T的年报和官网资料就可以看到，AT&T涉及公共关系，市场等关键岗位都聘用了大量在政府及国会担任过要职的旋转门人物。AT&T有政府工作经历的职员，有些曾为参议员/众议员工作，有些之前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我们对相关职员和高管分析发现，这些“旋转门”参与者们都有从公司到政府、政府到公司，或者从政府到公司再跳回政府部门工作的旋转门过程。

对于AT&T而言，更倾向于在涉及政府事务或者行业政策的重要岗位安排有广泛政府人脉资源、对政府内部工作程序非常熟悉的旋转门人物。这样能够保证公司有快速政治反应力，例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某些制度制定中需要听取外部意见，就需要公司能够准确快速做出反应，而不是临时雇佣外部咨询公司及人员。AT&T公司充分利用旋转门关系建立起来的强大政治能力是保证其在通信行业领域可持续占优的重要保障。据CRP数据库数据显示，AT&T是美国对国会、政府游说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是美国通讯政策及法规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公司。

二、维系或支持大量政治行动委员会（PAC）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是美国的一种由工会、工商界、贸易组织或独立的政治团体组织的，为竞选各级公职的候选人筹集政治资金的非党派的基金管理机构。根据联邦竞选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规定，在联邦层面，一个组织在影响联邦选举中只要获得或者花费多于2600美元就能称之为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简言之，PAC是一种为政治活动集资的机构，并由委员会自主决定竞选捐款去向。在大公司和利益集团的幕后支持下，PAC利用手中掌握的资金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为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AT&T有专门的预算用于PAC捐赠，以达到支持相关竞选人进入政府或国会领导岗位的目的（参见表1）。

表1 PAC中AT&T给竞选人的捐赠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如表1所示，AT&T每年向各PAC捐款不少于250万美元，用于支持自身利益方竞选人。AT&T的捐赠目的性非常明确。在2011年该公司年报上明确指出，如果某立法委员会主任在涉及AT&T利益的法案上有投赞成票的记录，或者在公司主营业务所在区域，对公司表示支持的政治领袖竞选对象，公司将进行捐赠。

三、利用旋转门人物和游说公司开展大量游说活动

AT&T雇佣具有影响力的前国会或政府旋转门人物是公司向国会、政府开展游说的重要策略。雇佣这些旋转门关键人物有三个作用，一是可利用旋转门人物资深的经验对未来公司政策、规章制度做出某些有利的改动，例如防止触犯反垄断法等；二是能够对国会立法机构、在任政府领导施加影响；三是利用旋转门人物开展游说能推动行业法案修改，可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未来潜在竞争者。

根据CRP数据库统计，AT&T每年花费重金聘请专业游说公司团队及旋转门重要人物开展游说活动。图2为近16年（2000至2015年）来AT&T在游说活动上花费的费用，共计2.73亿美元，年均约花费1700万美元在游说活动上。

我们发现AT&T游说业务支出的金额数量与公司发展动向有着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如果公司发生兼并和收购业务时，游说费用也明显增加。2011年AT&T公司宣称要收购美国T-Mobile公司，当年的游说费用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5%。2004年到2006年的费用的上升也是因为AT&T公司对Cingular公司的收购。同时也可以清晰看到，2007年以及2012年在没有收购业务的时期，游说支出费用明显下降。

图2 AT&T游说活动支出费用（万美元）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AT&T的游说活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提供立法建议，引导立法过程倾向公司利益；二是发布行业法律和管制政策评估报告，向立法者和政府管理机构施压；三是联合行业领域公司集体游说。

（一）立法过程游说：积极提供立法建议，引导立法过程倾向公司利益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和公司可以合法发表建议，从而替自己所在行业领域和自身公司利益说话。在2000至2010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的相关法规制定过程中，AT&T共计提出超过7000多份立法意见及建议[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例如2008年手机号码转移法规[FCCDatabase,Docket07-244.]案例。电话号码迁移是指如果用户更换电信运营商，用户有权使用原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号码。在相关法规制定过程中，FCC拟要求原电信运营商（例如AT&T）在某一限定时间内配合用户选择的新运营商完成手机号码迁移。但显然这一限时完成号码迁移的要求会给原号码所有运营商在号码迁移业务上增加成本。2008年4月21日，AT&T正式向FCC提出建议，指出号码迁移限时完成要求是多余的，最终在FCC出台的相关正式法规中取消了手机号码迁移限时完成的规定。类似的立法建议看起来很小，但超过7000份类似的建议结合起来能给公司运营成本控制、市场拓展、技术开发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利益。立法过程游说的实质是促使潜在的可能影响公司利益的具体法规条文在该法规正式出台前调整或者删除，从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二）法律实施反馈：发布行业法规和管制政策实施报告，向立法者和政府管理机构施压

对于已经实施的行业法规及相关管制政策，公司及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发布行业法规及政策评估报告的方式向管制机构进行施压，迫使其做出对自身公司或利益集团有利的修改。图3为FCC数据库记录的AT&T在2007至2011年间向FCC提交的行业报告/政策评估报告数量，均排在美国通信行业公司前5名。向FCC提交的报告内容主要涉及产品定价、通讯特别领域豁免权、助听器标准、通讯领域营业许可证等公司重要利益领域。

图3 AT&T公司向FCC提交的报告数量及排名

数据来源：CRP数据库，www.opensecrets.org

（三）联合行业领域公司集体游说

单个公司游说目的是争取获得一定的专属特权，提高行业竞争力。而行业领域集体游说则是为了联合消灭潜在竞争者，给那些准备进入行业领域的公司设立门槛，或者提高已有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例如从1998年到2012年间，通讯行业在游说方面共支出44亿美元（不包括政治捐赠）。移动电信和互联网协会（Cellular Telecomand Internet Association）和无线宽带联盟这两个机构作为美国通讯行业重要协会，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向国会等立法机构开展游说活动。AT&T是这两个协会重要资金支持者之一。

AT&T的例子充分说明大公司对政治游说的重视。AT&T战略思路明确：即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影响政策和法律制定。在对国会及政府施加影响方面，对公司来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选择说客以及找对关键的政治家、议员或者政府官员，这个过程构成了旋转门关键人物丰富的活动空间和灵活的交易条件。

四、“旋转门”视角下美国通讯业的未来和华为的5G之路

从国际媒体新闻也可以看出，当前关于5G通信技术的争夺正愈演愈烈，而华为公司的5G技术实力，让美国政府、相关行业领域企业都表示出强烈担忧。明年，英、德等国将就5G举行公开招标，华为凭借其在欧洲多年脚踏实地的深耕，竞争优势明显。上个月美国代表团访问欧洲时曾明确表示欧洲必须在5G上参与扼制华为的行动。

但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市场经济规律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公司的生命力始终是以产品为核心的。美国国内的通讯巨头们可以“窝里横”扼杀自己本土的竞争对手，但要国际上“耍横”，光靠政治手腕是行不通的。并且，当前美国国内通讯业的疲软事实上也明确表明，应对未来的科技大变局，美国更需要调整自身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一味护短，让少数公司绑架制度性利益，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加速衰落。

对于华为而言，从深圳小渔村走到今天，步步惊心，只是越经历大风浪，越不足为外人道而已。困难终究只是暂时的。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产品。产品，才是打动国际市场最大的情怀。

12月1日会谈之后，中美双方都发表了表示乐观的声明，特总连续发推称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此次会谈不仅在当前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而且“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但谁也没想到，就在12月1日习特会当天，发生了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华为CFO孟晚舟的事件。

这5天时间里，到底谁知情谁不知情，现在还完全没头绪。

这个秘密暂且不论。由于孟晚舟的特殊身份，抓捕的理由似乎不重要了。抓孟就代表打击华为，美国打击华为就意味着要打击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出重拳冲击中国的核心利益部分，就难免会令人猜测，去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按照一个逐步升级的节奏在进行，节奏由美国单方面设定，战略目标确定，战术手段充分，正在按部就班地实施。

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一年以来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刚刚结束的G20中美峰会结果，关于90天的协议，都要重新评估了。

甚至自特总执政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哪些是虚晃一枪，哪些是声东击西，哪些又是将计就计，也都要重新看待了。

还有一种判断，就是美国没有这么一个连贯的战略，特总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甚至很多事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包括这次抓捕华为高管，也许就是特总的政敌或猪队友或CIA或Deep State中的什么势力故意制造事端，意在破坏中美贸易战停火。

毫无疑问，这两种判断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

如果假定美国的确有一个连贯的或者说至少是越来越具有一致性的对华战略，以决战胜利为终极目标，此次打击华为就是战略目标的大暴露，美国方面也不想再隐藏了，那么中国也只能拿出自己的决战战略来应对。刚刚达成的90天谈判，也只能当成一个阶段性战术手段，不必当真了。

如果假定美国现在没有这个大战略，甚至也没有实施大战略的能力，那么，对于此次华为事件，也只要继续按照中兴事件、关税事件类似的模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处理，不干扰大局。

中美关系，现在是十字路口套十字路口，一味喊打和一味姑息都太简单了，走不出迷魂阵，必须要找出一个更高超的走法，逐渐变被动为主动。

孟晚舟案最终如何了结是一回事，中国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的转变是另一回事。坏事变好事的契机也正在这里。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骜】多家外媒5日消息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消息引发中国网友极大愤慨。加拿大《环球邮报》5日援引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的话称，孟晚舟于12月1日在温哥华被捕，美国已要求引渡她，加拿大法院定于当地时间周五(7日)就此事举行保释听证会。

报道说，加拿大司法部以此事已发布报道禁令为由，拒绝提供其他细节。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马克·雷蒙迪则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6日指责这一逮捕严重侵犯人权，使馆对此表达强烈抗议，同时要求美加两国政府恢复孟晚舟女士人身自由。消息传回国内，也引起广大网友愤慨。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账号下，有中国网友留言表示，美国对中国企业“各种制裁打压，现在还对一个身在加拿大的中国公民逮捕，限制人身自由。美国有那么怕中国崛起么?这真的是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的风范么?”也有人表示，原来挺认可美国的制度，但现在孟女士无缘无故被扣留，“(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看法。即便原来的美国是伟大的，今天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流氓样。”

据华为6日早间对孟晚舟被扣留一事回应称，华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临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