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最近的一点想法

中国的经济情况遇到了一些困难，……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也知道，幸灾乐祸，公开地说了些风凉话。

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统计不是十分可靠有悠久的历史了。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约三分之一，这些“流民”的收入难算。

其二是中国的农民不用付税，少了一项重要的资料。

其三是地区的税收及一些其他数字皆用上指标制，不达标没有奖金，出现了虚报的情况。不一定是报高的。

在上世纪困难的九十年代，朱总理说保八，我考查所得是报低了不少。地区干部不喜欢超标——所以超额不报——其理由何在读者可以一猜就中。

在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困难之前，我要先指出几项有利的局限情况，今天没有改变。

其一是中国的市场大，大得离奇，有助于经济学鼻祖斯密指出的大市场对专业发展带来的优势。中国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呢？最近网上出现这么一个观察：在刚过去的双十一那一天，只一天，中国人买光法国的牛油与西班牙的猪！有点搞笑，但人类文化五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国才说得出这样的笑话。

其二是中国的基础建设实在好，冠于地球没有疑问。

不要问我是不是划算的投资：钱已经花去，这些基建的外部效应（例如带起地价）要怎样算不容易，而覆水难收的成本今天回头看再不是成本了。国债急升怎样看呢？基建投资的回报率（包括外部性）很难算得可靠。我的简单观察，是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继续稳定，大家可以舒一口气。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的基建绝少是垃圾工程。建造得快而好是事实，其他国家不容易见到。

其三是中国的商业天才多。

大家熟知的名字这里不说了。

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二十世纪人类有两项商业价值奇高的发明，皆源于该世纪的五十年代。

其一是半导体，带来今天的数码科技与商业。数码商业的一个要点，是以人头的服务算成本，其边际成本是零。这样，大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好些周游多国的朋友说，利用数码付账的频密度，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

第二项重要的商业发展，是基因结构的发现，导致今天西方的医药研究的急速发展。

数码与医药是今天商业价值最高的两个行业。性质很不相同。数码商业要求的是智商够高，但不需要读过很多书，行内的老板喜欢雇用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有关基因与药物的研发呢？三十年寒窗苦学是起码的要求。这方面，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我自己的儿子今天在美国算是卓然成家，其苦处与需要的际遇不足为外人道。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培养不出这个水平的人才。是的，在药物研发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落后于印度是需要解释的失败。显然，中国的医疗制度要改，大学制度更要改。

在上述的算是很不俗的局限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是不容易解释的事。这困难不始于今天。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在广州以《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为题讲话，提出的十一项建议皆如石沉大海——尽管该讲话的文稿在网上读者多。

跟着中国的经济见不到起色。今年一月十一日，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发表一篇建议“消灭私有制”的文章，无端端地烧到我这边来，指出一些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事。为此我用心地写出《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作回应。这篇回应写得好，解释得浅白，在网上风行。私产究竟是何物、市场的功用何在，是不可能解释得更清楚的了。

再跟着是风声四起，什么私营经济要离场，什么企业要民主管理，什么要回头搞公私合营等建议都有。哪些算是官方的言论我不懂。可幸领导人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坚持要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十一月一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领导人再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内忧外患，后者当然是指国际贸易战与压制中国追求科技知识等事项。内忧是说中国自己主导的政策。这里先分析内忧，其中最严重的一项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该法今天还在，究竟修改过多少我没有跟进。当二〇〇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法的九十八条版本时，知道该法是灾难性，跟着发表了十一篇文章解释，皆见不到效果。这次我把该法再提，因为意识到当时的解释不够清楚，何况当时该法对经济的祸害没有今天那样尘埃落定，大家看得清楚了。

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曾获经济学诺奖的诺斯说我是“华盛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始创人，可能对。应该更对的是前经济学诺奖主席沃因说的我是合约经济学的始创人。沃因写下，合约一词在我之前经济学很少提及，在我之后就变得家喻户晓了。

一九六八年我发表《佃农分成》，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租蜂合约》，七四年发表《价管与合约的变动》……一路下来，到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与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所有重要文章都跟合约有关。这些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差强人意，但西方的大学指定为学生读物的，最多应该是我的作品。少人注意的，是我曾经花了美国科学基金不少钱，研究过难度高不可攀的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更少人知的是我花了两年时间研究石油工业的换油合约，可惜因为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钱的顾问报告，不能发表。这报告当年老师阿尔钦细读后，说是他读过的经济实证研究最精彩的作品。石油行业的朋友称这报告为《圣经》。

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内推敲外间的世界，或用回归统计去分析那些不知怎样弄来的数字，或试图创立古怪的术语来混饭吃。作为学者，我要知道真实世界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考查蜜蜂的租用合约我要到果园研究蜜蜂怎样养怎样飞；考查石油工业我要到油田走，合约的真实版本挤满一间车房；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我追查过的法庭档案逾万宗。这些行为是当年几位学报编辑说史提芬的文章不用评审的主要原因。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当我说某些管制合约的法例对经济有严重的杀伤力，有关当局要注意我说的。在快要再版的《经济解释》的卷四中，我有一长章题为《合约的一般理论》，指出合约的目的是要约束竞争，如果这约束受到干预，会增加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的增加够高会为祸整个经济。

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一文中，我指出公司也就是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也指出在产出的活动上，公司与公司之间是没有分界的。这些论点是否决了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当时我对科斯批评得很含蓄，他的旧文我尽可能指出可赞的下笔。在学术的研讨上我这样做当然不对，但该文是为科斯的荣休而写，是一篇要表扬他的文字。这是中国的礼教传统了。

公司是不同合约形式的市场。支持市场的人，在逻辑上，是不能也支持新《劳动合同法》的。自由的市场永远是在争取降低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劳动合同法》是大幅地把这些费用提升了。我们要知道，做厂是地球上难度最高的行业，能够赚回投资的利息绝不容易。这些日子在东莞及昆山等地，做厂的，没有专利或名牌的支持，坚持下去往往是希望楼房的地价上升，政府让他们改变土地的用途，工厂关门大吉去也。

在新《劳动合同法》的左右下，没有专利或商标的工厂纷纷拆细，山寨纷纷复出。小市镇的律师为劳工向雇主敲诈三几千元常有。这些都导致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提升。另一方面，工厂的老板可不是傻瓜。法例说要多给员工钱，他们就安排生产线，要员工不停手地操作，工厂生意怎样做工人一点也学不到。

百多年前，我的父亲从惠州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没有工资，可幸他高人一等，不用给工厂的老板米饭钱。学了五年后，父亲自修英语，翻译了一本《电镀手册》，其后自立门户，进口销售电镀原料及用品。一九五四年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香港的电镀行业称为“师傅诞”。我的叔叔伯伯，不一定有血缘关系的，也多是先走这种没有工资的做学徒的路。

新《劳动合同法》害了工人的日后发展没有疑问。对没有专利的工厂来说，提升交易费用导致成本上升会是灾难。有专利或有名牌宝号的工厂好过一点，因为这劳动法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可以切进这些专利或名牌的租值。北京当局不是要鼓励发明专利或名牌的争取吗？

要怎样处理新《劳动合同法》呢？不用取缔，而是采用英国早就存在的用合约退出（contracting out）的方法。这是说，一家工厂或企业的雇主可以让劳工选择另一张自由议定的工资与工作的合约，选择后劳动合同法就被此新约替代了。不签此约，法定的劳动合同法有效。当然，辞职与解雇劳资双方皆可以选择。我认为生产力高的员工多会选这退出劳动法的新合约。正如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怎样我也不参加那里的教师工会，因为参加了我的薪酬要由工会替我跟校方磋商。我认为自己磋商为上：格外勤奋会带给自己格外高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