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调查了235位民营企业家，发现了一个真相

作者：操家齐 

来源： 一见财经

近一段时间，关于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各种言论很多，搞得很多民营企业家人心浮动，好在高层和有关部门及时以正视听，大家的心才稳下来。

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会普遍缺乏安全感，很容易被各种流言影响，浙江有研究部门最近做了一个很扎实的调查，揭开了真相。

作者为操家齐，系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宁波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以下是全文：

这次的讲话（最高层在民企座谈会上的讲话）关注到这些趋势，但没有明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比较缺乏。

所谓的安全感，心理学上的定义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其属于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需求。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事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集体焦虑，就是确定感和可控感不足。

我们调查了235位民营企业家，发现了一个现象，民营企业家中安全感缺乏的现象比较常见。初步发现安全感缺乏与私有产权保护、法治理念、政商关系、“原罪”压力、税收“陷阱”、仇富文化等六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民营企业家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自身未来前景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不同层次的企业家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就是马云这样的知名企业家也曾说过，历史上先出头的企业家，最终的结果大多不理想。他自己会因此“恐惧”。

针对马云这个“恐惧”，我们在问卷中进行了调查，结果表示“非常认同”“比较认同”“认同”的三项合计高达66.1%。不太认同的是32.8%，但真正表示“不认同”的仅有1.1%。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缺乏安全感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胡润富豪榜曾调查发现，中国60%以上的富豪想要移民，而保障财产安全是他们移民的主要诉求之一。

这在我们的这次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在调查中，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部分海外媒体报道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纷纷在海外买地置业、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为自己和家庭成员办理移民，请问这种现象您是否见到或听说”这个问题，受访企业家回答“非常常见”的有21%，“比较多”的高达42%。两者相加达到63%。

尽管企业家移民也好，对外投资也好，只要合法都无可指责，但对于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是因为担心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做出的选择，那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民营企业家就公开表示了他的担心。他说，不是我不爱这个国家，事实上我非常爱这个国家。我只能两条腿来走路，一只脚在外面，一只脚在里面，然后这里好我在这里，不好我就逃走。尽管这位企业家的言论或许有点偏激，但他流露出的不安全感却是真实的，重视这种不安全感也是必要的。

法律无保障导致安全感缺乏。私有产权的平等保护还有待得到切实落实。“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切实平等保护私有产权，民营企业家经营企业才有安全感。

近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得到平等保护，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历史上对民营企业家定位和不公平对待的记忆还残留着，在现实中侵犯民营企业资产的事例还时有发生。

依法治国理念的切实贯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访谈中表示，现实中有法不依、随意执法、朝令夕改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地方政府，过去在招商时会给予一些承诺，对企业的服务也很热情。后来，由于产业转型升级，或由于土地的大幅增值，对这样的企业就不太欢迎了，就会放弃当初的承诺，或者以种种借口和名义逼着企业搬迁。

还有由于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再加上一些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规则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不足。这种不可预见性就会削弱法律的保障作用，导致企业家出现上文所说的不安全感。

过去政商关系不正常的现实影响。十八大以后中国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民营企业家对此是高度拥护的。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此有隐忧，因为不少人担心会受到牵连，因为过去多多少少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据我们调查，对于“著名企业家王石曾称万科“从不行贿”，您认为此事的可信度”这个问题，受访的民营企业家的反馈是：23%认为“不可能”，44%认为“纯属个案，不具有普遍性”，两者相加高达67%，而认为“完全可能”的只有18%。因此，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落马官员的增多，与之有非正常来往的企业家必然也会担心。

“原罪”问题的现实压力。由于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许多法律、制度、规则还没有完全实现同步转型。中国民营企业家起家时，以当时的法律来看，第一桶金往往不一定合法。比如现在风生水起的民营快递业，当初却是黑快递，他们的很多业务都是违反当时的邮政法的。当然，现在的邮政法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已经得到修改。但是，还有不少法律法规虽然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但还没有废除。

尽管对于所谓的原罪问题，政府强调“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但在现实执行中一些基层政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理解上，在具体规则的行使上裁量的空间还太大。这也就成了悬在部分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税收问题的法律陷阱。我们在浙南某市调研时，在座的一位资深企业家说出了一句“惊人之语”：“如果真正按照税法查账，我们在座的老板有一大半要坐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解释是，如果真正照章纳税，依法为员工交租“五险一金”，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已经无利可图。企业为了生存，只能想办法、找关系“避税”，对于企业的行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都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看着企业关门。

但是，从法律上看，这些企业确实存在违法的问题。因此，这也成了这些企业家的一个“痛脚”，被相关部门捏在手上。一位企业家向我们反映：“就在昨天有个税务机关威胁我们的财务说你先去交100万人民币，你不预缴的话我们要来查账，就在昨天的下午我说就交一点。”

由于他怕被查账，只能为完成当地政府的税收任务而去“预缴”。这种有把柄被人抓住的感受，让一些民营企业家很难受，也成了他们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仇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人骨子里轻视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为富不仁”“打土豪分田地”“万恶的资本家”“压榨剥削”，几千年来轻商文化和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内化到每个人的心底。企业家还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即使是马云也毫不掩饰自己曾经瞧不起商人。就是今天的企业家本身还是有着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卑感。民间“仇富”有着很多具体的表现，比如“逼捐”，遇到地震、水灾，甚至“天津大爆炸”这样的灾难，就会逼着富人捐款，不捐或者捐得少，网友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叫骂，大搞人身攻击或威胁不买该公司的产品。

另外，对于一些公司的正常经营退出行为，被认为“不爱国”，诸如不要让“李嘉诚跑了”“曹德旺跑了”的一些极端言论经常出现。比如对网上一篇流传的文章，李嘉诚回应表示“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但他也表示“对中央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致力优化营商环境有信心，并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个别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国家方向。”尽管近年来，这种“仇商”“仇富”的氛围有所改善，但产生这种思想的土壤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这也成了民营企业家一个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