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改气”之困:对“清洁空气运动”的再审视

作者: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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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周内,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煤改气”之后无气可用、儿童在教室内瑟瑟发抖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网络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次由政府发起的“煤改气”行动,其初始目的在于迅速缓解中国北方供暖季糟糕的空气质量。追根溯源,政府因何开展此项行动,与舆论场中的“清洁空气运动”密切相关。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网上抗议,“清洁空气运动”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做出了“尽快还民蓝天白云”的承诺。然而,当前的困境可能却是绝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以此为契机,结合当前无气可用的尴尬现实,重新审视这场“清洁空气运动”及其诉求,可能有助于人们重新客观地思考中国的空气污染及其背后的能源消费问题。

“清洁空气运动”的讨论禁区

当前,在中国一线大都市里,上中阶层人群对清洁空气的讨论不绝于耳,包括一些行为艺术实践(譬如曾轰动一时的“吸尘造砖表演”)时常见诸网络媒体之上。这波舆论场中的“清洁空气运动”尤以北京为最激烈,这与当地糟糕的空气质量密不可分。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中国都市中的上中阶层对清洁空气问题的讨论似乎存有话语禁区,对清洁空气的渴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常规来说,每当PM2.5指数爆表或漫天灰蒙蒙之时,网络上的讨论就是最激烈之时,而这些讨论也是颇具严格套路的。仅以北京举例来说,这些讨论的主要套路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包括北京市与周边省市在内的一切政府必然是失败且应深受谴责的,这也是最关键的讨论点;其二,北京市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受害者,污染全部是由外地进京的;其三,以“黑重丑”(以冶炼、化工为代表的重工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华北诸省罔顾首都人民的健康,一心钻在提升GDP的钱眼里;其四,煤炭是关键性的元凶,某些情况下,石油及其制成品也在被攻击之列;其五,天然气、电力、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乃至氢能、核聚变能则成为了“必由之路”。这些讨论套路已经指明了若干“政治正确”的禁区:不可为政府辩护;清洁空气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淘汰煤炭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等。

自由的讨论,不应有禁区。如果说这场“清洁空气运动”是对政府最初隐瞒PM2.5数据的持续抗争,那么如今这场讨论设立的禁区则显得极为讽刺。打破这些禁区,针对一些“政治正确”的论点展开再审视与再探讨,在这个北方若干城市供暖匮乏的冬季里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要基于科学事实讨论雾霾成因

“清洁空气运动”在雾霾的科学知识领域存在几个严重错误的观点错误,急需做出严肃的纠正。

其一,“清洁空气运动”中一种常见的言论是“政府如果真有作为,为何雾霾天、甚至爆表天依然存在?可见政府根本没有作为。”从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来看,2016年与2015年相比,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年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降28.6%、4.0%、9.8%、9.9%,2016年,北京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远优于国家标准(6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48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20%;PM10年均浓度为92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31%;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109%。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政府有所作为,并且实现了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

再进一步说,依然存在雾霾也不能成为政府没有作为的证据。雾霾的形成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环境化学变化过程,工业生产、燃料燃烧、汽车尾气、扬尘、烹饪油烟等均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在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譬如光化学反应)后形成具有细颗粒污染物。这个过程可以被形象地表达为,前半段提供原材料,后半段进厂加工,最终出厂的是毒性雾霾(细颗粒污染物)。

那么,为何在各种空气污染物指标下降的情况下,雾霾依然会出现?原因在于:1,原材料尽管得到了削减,但依然远远超出了北京当地环境的承载极限。打个比方,某山水风景区每天最多只能容纳5万名游客(恶劣天气还需要保守限制为3.5万)产生的垃圾,而现实中这座景区每天要接待50万游客,尽管景区管委会在竭力减少垃圾产生,但其剩余总量依然远超出该景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2,进厂加工阶段,大气中温度、湿度、光照、风力等各项要素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诸多不利要素聚齐,就可以迅速将原材料加工为雾霾。2015年12月初,北京PM2.5指数再度出现500+,与当时连续多日无风、潮湿、温暖的气象条件有重要关系。换言之,在这样的进厂加工条件下,即使原材料没有过量,也依然可能生产出过量的雾霾。

其二,“雾霾来自北京周边省市的工业生产,根本不怨北京;北京市政府单双号限行私家车是在找无辜的替罪羊。”这是“清洁空气运动”中最错误但也最常见的一种言论。对这一错误观点的反驳,毫不复杂,仅需摆出数据即可。氮氧化物是北京市雾霾的主要来源之一,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等污染排放,“交通监测站”的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城市环境站”的1.5倍,从“交通监测站”一天的变化规律看,二氧化氮值呈现两个波峰,6-9点,17-20点,印证了机动车是北京市二氧化氮最主要来源之一。《中国环境科学》2016年的一篇论文显示,通过采集北京市2014年1/4/7/10月PM2.5样品分析,发现机动车贡献率为37.6%,高于燃煤、扬尘与工业排放。同时结合其余类似研究发现,机动车的贡献率正在逐年上升。

当然,科学事实也证明,北京周边省市也确实需要为北京的雾霾污染负上一部分责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以北京大气灰霾溯源为例,北京PM2.5大约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区域输送,这其中主要包括来自天津的工业废气气团,河北、内蒙的燃煤排放污染,后者显著抬升了北京本地空气硫化学污染物的水平。

其三,相较于水、土壤等其他类型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存在一个“可视性”(Air Pollution Visibility)的问题。细颗粒污染物能够造成遮天蔽日的景象,对于民众会普遍造成较大的视觉及心理冲击。反言之,按照科学来说,当蓝天白云出现时,空气依然可能因为臭氧超标而处于严重污染状态,但民众对此为往往不以为意。也正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环境污染,“清洁空气运动”引发的舆论反应最为强烈,但也加剧了舆论对于治理进程的一知半解,乃至不理解。

不应忽视中国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的基本规律

对能源消费、能源消费造成空气污染等一切相关问题的讨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关键性的前提上,即深刻认识到中国当前能源消费总量日趋增加、削减几乎不可能的现实约束。这个约束并非来自感觉或猜测,而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的。2008年,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部的专家经过两年的研究,基于大量的数据与模型分析,系统揭示了能源消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和基本规律。简要来说,工业化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均GDP的增长要求人均能源消费随之以较大的比例增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通则。与此同时,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终端能耗还非常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均终端能源消费将会出现大幅度提升。

具体到中国而言,面临的几个现实情况是:1,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远未完成,仍处于迅猛发展的状态之中,并且至少还有数十年的发展空间;2,人口基数庞大;3,能源利用效率名义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较之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4,能源节约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言易行难的问题;5,多煤少油缺气,能源资源禀赋具有先天不足。这些现实要素叠加的后果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中,中国巨额的能源消费规模仍将继续扩张;伴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遭受能源消费带来的空气污染的人群数量将进一步上升。这可能是让人深感愤怒的远景,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离开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去奢谈清洁空气指日可待、唾手可得,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痴人梦呓。

被嫌弃的煤炭:片面的科学与资源禀赋认识

在“清洁空气运动”中,煤炭与天然气享受的舆论待遇具有天壤之别,前者被视为空气污染的元凶,后者则深受青睐,认为是实现蓝天白云梦想的必由之路。这样的看法,从能源科学的角度来说,是具有片面性的;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则可能是过度理想化而不可实现的。

从能源科学的角度说,“清洁空气运动”对煤炭及燃煤发电存在认识上的误解。如果说火力发电厂依然采取传统落后的燃煤方式进行发电,那么毫无疑问煤炭的确是一种比较“脏”的能源,因为燃烧过程中会产量大量的硫化物、氮化物与微尘。然而,当前,以选洗处理、型煤加工、水煤浆加工、流化床燃烧、脱硫净化为代表的洁净煤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燃煤发电领域,从燃烧前、燃烧中与燃烧后三个环节同时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燃烧效率。因此,煤炭已经没有那么“脏”了。当然,燃煤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则更多的是气候变化领域所关心的问题,毕竟二氧化碳不直接造成空气污染。

国情的迥异,使得中国人并不能够过度地嫌弃煤炭,因为归根结底“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禀赋通过市场在发挥限制作用。仅从发电领域来看,规模巨大的本土煤炭资源是建造火力发电厂的必然首选。与2015年相比,2016年全中国新增发电装机125吉瓦,至年底总装机容量达到1646吉瓦,其中煤炭发电总装机量达到了943吉瓦,占比约为57%;增长48吉瓦,增长量排名第一。

用不起的天然气:“蓝天白云梦”背后的经济账

能源经济学领域常常会谈到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可获得性(Availability)与可承担性(Affordability)。前者指代该类能源是否已经大规模商业开采,只要有钱,在现实中即可大规模获取,譬如煤炭、石油、天然气诸类能源就不存在可获得性的问题,而可燃冰尚处于实验科研开采阶段,小型核聚变发电尚未能实现科学突破,它们都存在可获得性的问题。相比于可获得性,可承担性的问题其实更为重要,通俗而言,就是能不能买得起的问题。能源的开采、运输、分配与消费是高度市场化的,简而言之,认钱不认人,价高者得之(当然,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境下,譬如战争状态,可能存在例外)。如果一个国家极度贫穷,根本无力开发或采购能源,那么即使市场上各类能源高度冗余,也与其无关,本国公民只能继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前工业时代生活。这种描述也并不夸张,通过观看卫星拍摄的地球夜间全景图,就可知道这个世界上依然有相当多的地区处于无电的状态,大规模化石能源消费与当地民众毫无关系。

回到中国身上,再来看“清洁空气运动”所呼吁的天然气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限制条件及规律的角度来看,大规模抛弃煤炭而增加天然气,受到国际能源价格、人口众多及消耗规模过大、公共财政吃紧等多方苛刻条件严格限制,几乎很难实现。换言之,当可承担性出了问题,能源的获得也就无从谈起。

第一,本土缺气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对国际天然气市场高度依赖。 2016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2058 亿立方米,产量1368 亿立方米,供需缺口近700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34%。进口天然气主要来自两个渠道,来自中亚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进口,来自中东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LNG)海运进口。

第二,人口众多始终是中国天然气消费可承担性问题的最核心障碍。单就天然气的科学特性而言,其热值高,发电效率可达到52%以上,能源利用率比煤炭发电高出14%以上,燃烧后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石油的54%,煤炭的48%,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81%,颗粒物减少约95%,与煤炭、乃至石油相比,当然是更清洁的化石能源(即使是深受万众瞩目的可燃冰,其分解后主要成分也是水与天然气,标准状态下,1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可释放约0.8立方米的水与16.4立方米的天然气)。

近年来,中国政府很显然已经充分认识到扩大天然气消费对于减少空气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大作用,因此也在刻意通过政策引导增加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2005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为468 亿立方米,2015 年消费量增至1931 亿立方米。2005—2015 年,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速16%,是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速的3 倍。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从2005 年的2.4%增至2015 年的5.9%,人均年用气量约140立方米。2016年,北京市天然气人均消费600-700立方米,是全国水平的6-7倍,这与北京市在城区全面取消煤炭发电、供暖的政策有着密切联系。

一种常见的鼓吹增加天然气使用的言论,主要依据就是“向欧美看齐”。譬如提到,即使如北京的人均天然气消费量已经超出全国水平数倍,但与发达国家人均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量仍有距离;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5.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7%。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观点似乎选择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人口总数高达14亿,即使只考虑冬季需要供暖并且深受燃煤供暖空气污染毒害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人口总数已经有数亿。这一数字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一个哪怕最微小的人均天然气消费量乘以如此庞大的人口总数,其总量都是极为惊人的,甚至是远超出当前国际天然气市场正常价格条件下所能承受的范围。

第三,公共财政补贴压力巨大。在过去多年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北京市政府面临减少空气污染的舆论压力巨大,政府出台多项补贴政策,鼓励“煤改气”。因此,在北京冬季空气污染物排放量逐年下降的背后,其实是公共财政做出的巨大牺牲。仅以2015年北京市的数据来看,整个供暖季北京市财政对天然气的补贴包括供热补贴、发电补贴、分户采暖补贴,金额达到30-40亿元。2017年8月份,国家13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了将大规模高效利用天然气的四个领域分别是城镇燃气、工业燃气、燃气发电和交通运输。前三个领域每年的补贴高达近千亿元,交通运输领域所需的天然气补贴相对较少。即便如此,2011年7月,交通部《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披露,“十三五”期间,交通部对天然气项目的补贴规模为:2011年:2.5亿元;201年:5亿元;2013、2014年:7.5亿元。 北京市高额的财政补贴,也恰好证明了“清洁空气运动”为何对北京周边的河北、内蒙等省满怀鞭挞之意。究其根本,这些坚守燃煤发电、供暖的省份,绝非并不渴望清洁的空气,而是根本没有财力享受这样的奢侈。

从2016年以来,北方各地政府所面临的的“去煤化”压力越来越大,这一方面要归因于中央政府及公众舆论对于肮脏空气的忍耐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央政府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向国际社会做出了硬性的承诺,而减少燃煤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通过媒体可以看到,自京津冀一线向西延伸,山西、河南、陕西、宁夏、甘肃等省纷纷开展供暖“煤改气”行动,对民用散煤采取了严厉的“一刀切”政策,以至于出现了“山西忻州煤炭工人夜间燃煤取暖被行拘”的奇闻。

然而,剔除政府急躁冒进的因素,仅从能源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北方各省“煤改气”的行动在财政上将必然会出现难以承受的压力。事实上,这种情况在11月末前后已经出现。11月30日,东北大庆中瑞燃气液厂价格创造当时全国历史新高9400元/吨;12月1日华北LNG枢纽大港唐山曹妃甸港LNG到港每吨报价为8000元人民币,而仅在一天之后,报价已经飙升为每吨9400元。在这样的天然气高价面前,政府应当如何继续维持补贴,将会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

第四,落后省份的“煤改气”事业缺乏可持续的条件。高昂的天然气价格对于北方诸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采暖“煤改气”事业,必然会产生吓退效果,使其重走煤炭消费的老路。事实上,在上一个采暖季,当天然气价格尚处平稳时,河北的官方媒体就已经报道了类似的问题。为解决居民用气采暖成本高的问题,邢台市2016年12月19日出台政策,对“一城五星”煤改气用户进行补贴,采暖期给予居民用气1元/立方米的气价补贴,每户最高补贴900元,补贴政策和标准暂定3年。村民孙越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了如下表述:“我家面积有150多平方米,若烧煤供暖约用型煤2.5吨,按去年的价格计算,刨去政府补贴后约花费1500元。煤改气后,平均每天花费40多元,一个供暖期下来,花费5000元左右。即使享受了补贴,自己也得掏4000元左右。大吴庄村660多户居民全部完成了煤改气,做饭都用天然气,但囿于价格原因,粗略估算有一半左右用户依然使用煤炉取暖。”另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散煤每吨500至600元,清洁煤每吨900至1000元,买一吨散煤比清洁煤便宜400元。一个正常的农村五口之家,如果购买了更清洁的散煤,整个取暖季则需要至少多支出1200元,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而言,可获得性的问题必然要优先于环境保护的问题。

相比去年,今年冬季天然气价格高企的局面,使得“孙越辉们”面临的局面更加困窘。仅从目前可看到的新闻报道来看,北方一线“煤改气”各地民众普遍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其一,高昂的天然气价格使得农村民众普遍转回散煤消费,当然这可能需要冒着违反当地法规的风险;其二,京津全面“煤改气”使得这两座国际化大都市成为了整个北方最核心的“吸气漩涡”,为了确保它们的供气稳定,西气东输管道及渤海湾LNG进口渠道所获得的天然气都必须优先保障这两地,而其余的中小型城市则不得不做出痛苦的牺牲。目前已知的情况包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栾川、山东庆云均出现了工业全线断气、居民限时供气的情况。

第五,一方面是国内天然气消费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天然气越来越依靠国际进口,这就使得中国天然气消费对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高。传统上来说,由于东亚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速度较高,因而在国际油气市场上属于卖方市场,中日韩等国在油气进口领域常年承受着额外加价,也就是业内所熟知的“亚洲升水”(Asia Premium)。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中东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价要比国际均价高出三分之一,2014年上半年LNG中国到岸价曾高达15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是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的6-7倍。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LNG现货价格进入下跌通道,也为国内的“煤改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短暂利好期。到2016年上半年,LNG中国现货价格已降至4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然而,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LNG现货到岸价开始反弹。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来,中国LNG现货市场价格一路上涨,从5.3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上涨至2017年1月份的近8.5美元每百万英热单位,上涨幅度达到55%左右。这个大起大伏的走势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警示,如果进一步扩大天然气的消费与进口规模,那么国际天然气市场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上升,届时可承担性的问题将如何解决?

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可能有两个途径,大幅度全面提升国内天然气市场价格,或者完全实行市场化定价,否则北方各省“煤改气”的行动在财政上将必然会出现难以承受的压力。然而提价或者放开价格管制则在公共政策上又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民众对公益事业涨价极为敏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敢于冒这样的政治风险,毕竟引发起一场“天然气暴动”是任何一位官员都不敢想象的恐怖结局。

尊重中国地区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

“清洁空气运动”中有关煤炭与天然气之争,实际上体现的是财富能力与购买力的差距。没有人不渴望清洁空气与蓝天白云,不热爱按键即来的天然气供暖,但关键依然在于可承担性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在这个可承担性问题的背后,映射的是中国当前地区发展与城乡发展不均衡的残酷现实。这些不均衡,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水平上,更体现在思想观念与舆论传播能力的差异之上。

首先,不同地区的财富水平差距是决定其能源消耗水平的关键。在“清洁空气运动”中,河北是首当其冲的被批判者,这当中固然有当地政府对环保法规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在本省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面前,河北省所能作出的结构性调整是寥寥无几的。首先,仅以北京对比来看,2016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81.3亿元人民币,河北省为2850.8亿,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6161.4亿元,财政自给率为82.47%,河北省为6038亿元,财政自给率47.21%。再考虑到河北省人口数量为7287.51万,北京市人口总量为2172.9万,两省之间的财富水平差距之大可以想见。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河北省如果做出能源消费水平升级与结构性调整,所面临的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至少包括:1,财政自给率尚不足一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公共财政根本无力再增加额外开支用于能源相关领域的升级改造。河北省各级政府2010年负有偿还义务债务2567.75亿元,2013年6月底增加至3962.29亿元,2014年底达到5653亿元,增长幅度达到42.67%,2015年在国家强制实行地方政府债务天花板制度的管制下,年末债务余额为5888亿元,五年间河北省政府债务增加了一倍多。2,河北固有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能源消费转型困难,全国4吨钢中就有1吨来自河北,全球9吨钢中就有1吨来自河北,直至2016年,装备制造业才刚刚取代钢铁业成为河北省第一大产业,该年度原煤产量比2015年下降12.8%,焦炭产量下降3.0%,平板玻璃产量下降6.5%。这些数据说明河北省当前的产业结构依然以重型工业为主,与煤炭消费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并且明显处于生产冗余的阶段,去过剩产能的任务已经为河北省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3,就业与社会问题,结构性改造能源消费,意味着与之相关的能源开采、重化工业都会伴随出现设备升级改造,在其背后实际上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与雇佣劳动力的减少。2015年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曾有过测算,淘汰6000万吨钢铁产能,相当于河北钢铁产能的四分之一,按照人均产钢300吨来计算,意味着20万人直接下岗,40万人间接下岗,以及地方财政减少400亿元收入。常识告诉我们,减少钢铁产能,升级炼钢所需的煤炭品质及设备净化水平,空气污染必然会大幅减少,河北本地与北京都会因此受益,然而常识也告诉我们,在这清洁空气的背后,是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难以估计的社会代价,失业率的上升也许随时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从另一个角度说,事实上,来自河北当地的声音不止一次抱怨过,如果说为了北京的蓝天白云,河北需要壮士断腕,那么这么断腕的损失是不是应该由北京来补偿?不可能河北把清洁空气留给了北京,自己只落下了失业的工人与衰败的经济。政策界也有人思考过北京市对河北省的环境与能源治理进行经济补偿的办法,但至少在目前,这个设想也只能停留在少数人的提议之中。

其次,思想观念的差距。观念的差距归根结底其实也来自于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人均GDP来看,北京市的发展水平已经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北京作为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受欧美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环保主义理念的影响最早也最深。由于优越的物质生活保障由来已久,居住于北京市内的部分上中阶层在观念上已经成为了“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的忠实信徒。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却是广大的经济落后省份与乡村地区,尽管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但远未达到物质生活条件极大富足的程度,价格依然是当地能源消费活动的首要思考目标。这种差距可以形象地体现为,在北京市内,乐活(LOHAS,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生活方式逐步兴起,一些上中阶层阶层人士在购物休闲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已经是“碳足迹少、环境友好、无公害”等问题,而在广大河北农村,农民购买过冬取暖燃煤时,首要考虑的则是购买最便宜的劣质散煤而非清洁煤。这种观念上的差距,没有输家与赢家,更没有对与错之分,它所反映的只是庞大中国内部发展阶段与水平的深刻差距。

再次,都市上中阶层被放大的话语权与落后地区被沉默的大多数。从一个更客观中立的角度来看,舆论场里“清洁空气运动”中最坚定的抗议声音,显然并不来自空气污染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与群体。2016年10月,环保部发布前三季度全国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依次是:邢台、保定、济南、郑州、邯郸、石家庄、唐山、衡水、乌鲁木齐和西安市。北京并不在列,上榜城市中多是河北的中小型城市,这是许多都市上中阶层连地理方位都搞不清楚的“偏远乡下”。

中国社会对PM2.5的关注问题最早发端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究其原因是发展水平更高、环保与健康观念更为先进的美国人在国务院系统内部关注这一问题,需要依据当地的污染情况来确定驻各国外交使团的健康补贴水平。当这些数据开始为少数中国网络影响力人物所传播之后,中国都市的上中阶层才开始广泛关注这一问题,并掀起了“清洁空气运动”。然而, 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华北各地漫天弥漫的雾霾就已经存在,但从未得到过任何真正的关注。进一步说,无论是这少数的网络影响力人物,还是都市上中阶层,都依然能够在北京享受中国最高质量的公私立医疗保健服务,甚至在某些摩天楼宇中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空气过滤服务。更极端的例子是,网络媒体中不断可以看到《为了儿子我选择移民》类似的文章,一批财力更为富足,更为关注空气污染问题,在“清洁空气运动”中最为愤怒的抗议者,拥有可以随时离开中国的自由权利。

一个并非受空气污染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却塑造了对本地空气污染抗议最强烈的网络运动,附带还要强烈谴责周边较落后地区的能源与环境现状,这无疑是让人深感遗憾的。归根结底,是话语权被都市上中阶层牢牢把握,并且对空气污染问题进行了放大式的强化传播。

至于落后地区被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这里可以引用两组曾在网络媒体引起短时轰动的报道作为旁证,一则是《直击北京雾霾源头:河北“钢铁重镇”》,2016年12月下旬,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一位独立调查记者前往河北迁安松汀村开展了三天实地考察;一则是摄影师卢广曾经在河北拍摄了一组名为《钢铁重镇》的照片。我们必须承认的羞耻事实是,相比于生活在北京的“清洁空气运动”的中坚力量人群,那里的人们不仅因为空气污染而正在承受着更多的经济、精神与健康方面的痛苦折磨,而且在舆论场中他们面临被边缘化、被遗忘的状态。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要尊重能源科学规律与中国社会现实

尽管承认某些事实是很痛苦的,但也不得不直面它们:在尚未实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前,在尚未实现整个中国的物质财富水平极大丰富之前,中国的各地将会持续承受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对清洁能源、清洁空气的需求必须屈服于能源的可承担性问题。是要清洁空气,还是要基本的生存与工作权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与此同时,这场博弈又是带有歧视性的,落后的省份与农村地区将会受害更多。

对于都市中的上中阶层,他们还要面临的另一对矛盾则在于,如果选择更干净的能源与空气,那么就需要在税收、家庭生活开支等各个方面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毕竟,在一个人口过度膨胀、经济社会活动超负荷繁荣的城市里,清洁的空气当然是一种需要额外付费购买的奢侈品。

舆论领域中的这场“清洁空气运动”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也确实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从长远来看,这场爆发次数、规模与PM2.5指数呈正相关的“清洁空气运动”对推动中国能源与环境事业、经济升级转型、政府改革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不可能逃脱所处历史情境的限制,更不可能脱离基本的科学事实。否则,这场“清洁空气运动”似乎很有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与盲目境地的可能。打破“政治正确”所造成的观点禁区,回归现实情境和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地说出一些真问题、真困难与真矛盾,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空气污染来自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依赖消耗能源,因此干净或肮脏的空气,归根结底是一个能源及其伴生问题。能源如何获取,如何分配,如何消耗,消耗所产生的污染如何控制,能源变革可能造成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哪些变化,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在社会生产活动高度繁忙的现代社会里,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涵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性议题。因此,对清洁空气问题的思考,终究要回归到对能源问题的科学严肃思考中来,要考虑人类社会的人口、科技、生产等诸多要素,要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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