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丰：资本到底在投什么？

作者：李丰

来源：黑马投资家（ID：heimatzj）

金融本质上是在经济发展中有效分配社会资源的方法。在金融行业能赚钱大多是将钱和资源配置到了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行业和公司上。

8月8日，由汉富金融研究院、宾大沃顿中国中心、有见联合主办的“青年金融家百人计划”近日在京举行。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出席活动并做了《资本到底在投什么》的主题分享。

谈及金融，李丰认为其本质是一种在经济发展中有效分配社会资源的方法，能在金融行业赚钱大多是将钱和资源配置到了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行业和公司上。

峰瑞资本成立于2015年，投资方向包括消费升级、企业服务、深科技等多个领域。李丰表示峰瑞资本的投资方向主要从宏观推论而来，在一个五到十年的周期里，主要矛盾注定发生且应该被解决，这是投资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要按照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律寻找每一个周期中注定需要增长和关注的行业。

以下为李丰口述，经创业家&i黑马编辑：

在创立峰瑞资本前，我在IDG呆了七年。自2011年开始，我投了很多金融公司，是当时中国投资金融相关项目最多的投资人之一。

金融本质上是在经济发展中有效分配社会资源的方法。在金融行业能赚钱大多是将钱和资源配置到了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行业和公司上。金融赚到的钱可以分为两种：

一、在特定流动性周期里，通过流动性溢价或流动性周期溢价赚到的钱，即钱少的时候买东西，钱多的时候卖东西；

二、企业价值增长赚到的钱，即找到经济发展周期规律，利用规律来找到合理的对应经济体完成价值升级。

巴菲特在五十多岁这个周期积累了人生的大部分财富，在大周期能找到企业的价值，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钱。

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我曾认识的一位经济学家解读认为2008年以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会发生改变，判断认为：为了解决经济增长需求，原来不那么市场化的行业，部分意义上向民营资本打开，以此取得更高的效率，带动经济发展。

因为当时中国的GDP体量还不大，大行业如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金融相关行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这些不符合VC的投资方向，最终我们看到了金融行业一些模式和方向上的机会，投了很多家金融公司。在金融行业变热之前，他们都发展成为了大公司。这位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判断为我们当时判断投资方向带来了好处。

增加投资方向

因为意识到经济周期性变化，2015年我们自己出来做基金的时候，增加了一些投资方向。

我们投资了芯片传感器、中高端医疗器械与新药研发、新能源材料等行业，从零开始投了几个方向。尽管当时在内部有很多争议，但今天看来他们都发展的很好。如三个月前中兴事件发生后，从政府到大型企业都开始重视国内芯片技术和投资。

关注在一个五到十年的周期里，主要矛盾注定发生且应该被解决，这是投资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周期，我们要按照不同的经济发展规律寻找每一个周期中注定需要增长和关注的行业。

回顾美国历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今天，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它的发展？

一、美国大众消费品品牌基本上都诞生或崛起于上世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如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

大品牌的形成背景，有三个触发因素：首先是人口大国;然后人口转化为生产力要素，成为GDP大国，也叫生产力大国;最后生产力转化为消费力，也就成了品牌大国。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也经历了这个周期，停止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也经历了人口大国、生产力大国、GDP大国，未来也将重复日本和美国的规律。这个规律提醒我们如果中国系统正常运行的话，中国也将诞生世界级的消费品牌，如华为、小米等。

二、1955年的时候，美国也是世界工厂，当时大概有一亿六七千万的人口，51％的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在三个产业里的分布大概是，农业占10％—15％、工业占30％—35％、服务业占55％。

产业升级后的美国，放弃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2014年的美国，人口大概是3亿多，劳动力总量还是占人口比例的50%多一点，劳动力人口在三个产业的分布是，农业占1.3％、工业占18.7%、服务业占80％。

从就业结构来看，假定将一个工人或者农民转移到服务行业，道理上来讲他未必能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贡献值。是什么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效率，驱动了美国多年的发展？大家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到底打什么？答案很明显——科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2014年，美国通过高效的生产力工具获得了发展的驱动力。

对于国家而言，大家打来打去，打的就是谁提高生产力效率这件事情。

为什么投资芯片？

从宏观上来看，全球每年5300亿美金的芯片产能，中国每年要进口2400亿美金，另外还有600亿美金芯片产能是在国内生产，在国内生产的600亿美金产能中，大部分是由外资占比超过51%的厂家生产的，可以认为跟进口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厂设在了中国。加起来中国有3000亿美金的进口芯片的需求，大概代表了2万亿的产值。

中国大概生产了70%的消费电子产品，而且绝大多数含有芯片，我们叫设备的智能化。中国生产的所有含芯片的消费电子产品中，90%的芯片是进口的。从生产制造行业来看，一块钱在芯片上就意味着大概5块钱在行业里边，所以这两万亿的芯片大概意味着十万亿的产值，一亿六千人的就业（从一个正常的生产制造业工人的六七千块钱的工资来看）。

所以，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不然解决这两万亿的进口，十万亿的产值，1.6亿人的就业；要不然就面临只做装配制造这一件事情，但是纯粹的劳动力成本会导致你的整条产业链被挪走，被挪到更便宜的地方。

现在中国的机会在于：自行车需要智能化、手表需要智能化、手环需要智能化……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最好的芯片，而是和市场和产业链贴合的方案。

中国在上一次芯片做的很难的原因是，在通用计算平台上的芯片是一个完全头部效应的东西，只要我做的比你好，大家都用我。

这一次是因为它需要贴着产业链做垂直解决方案，就是贴着自行车的这个需求做，它只针对自行车的需求。在这个场景下，做一个完全只针对这个硬件、这个需求、这个场景的优化，把它变成满足这个需求的最好解决方案。

投资新药研发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全民保障的体系总量很大，且在持续增长。

如何解决问题呢？一、医疗体制需要改革；二、让药品在流通中的收益更加合理；三、想尽一切办法使得保障体系多元化，如国家个人家庭社会商保等等。

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有超过一半多的收入主要花在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理，这些药绝大部分是进口，很多人付不起医疗费。从长期性上看，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医疗花钱占比最高的重大疾病药物的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三年前我们在中国投资新药研发，面临很多挑战：一、在中国很少有产业链投资，因为医药研发周期非常长；二、合理的临床政策和规定还有待出台；三、缺乏研发人员。

今天来看中国的新药研发的产业链，中国在打开临床和对临床相关的审批政策及优惠政策等问题解决的非常快。

中国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来做这新药研发？因为“工程师红利”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临床新药研发占全球60%到70%。

在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科技战中，有一个特别的中长期因素。临床研究能在中国大规模发展的原因，一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扩招，这使得中国应届生总量从七八十万跃升至100多万。目前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每年也有900多万大学毕业生。

因此，从2003年开始中国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但找工作非常不容易的生物、化学毕业生，这对医药研发产业在中国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做新药研发的人需要在大型药企中有十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这些人都在国外药企。这即要求在十四五年以前出国的人，如2005年左右这批人，这批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父母大概在六十岁左右之间。加之美国新药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临床上招不到病人，中国临床环境和政策红利向好。很多因素综合到一起，中国成为医药研发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很多工程师开始回国。

讲来讲去，主要讲的是我们从宏观上如何看待一个国家和经济发展规律，如何影响我们做长周期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