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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F40
中美经贸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北京时间6月19日凌晨，特朗普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拟加征关税的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清单，还威胁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的话，美国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
“讹诈”——今天上午，中国商务部用这个词为特朗普此举定了性。短短四天时间里，特朗普政府两度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无论美国最后会不会将最新的关税威胁付诸行动，其出尔反尔、变本加厉的行为已经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阴影。
“特朗普政府以单边威胁为基础的做法已经被证明自欺欺人、弄巧成拙，而且已在危害经济增长。”在6月11日于华盛顿举行的《2018·CF40-PIIE联合报告》（简称《联合报告》）英文版发布会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Adam Posen说。
Adam Posen在《联合报告》英文版发布会上演讲
《2018·CF40-PIIE联合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PIIE两机构专家合作撰写，主题为“中美经济关系：从冲突到解决”。这份报告清晰地传达出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不赞成态度，Adam Posen在上述发布会上明确强调，欺凌、威胁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会为世界经济服务，更不会解决中美之间真正潜在的争端问题。
日本学者则在6月9日由CF40与野村综研（NRI）共同举办的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建议，中国应把贸易摩擦问题放在东盟10+3中进行讨论，“亚洲作为整体是可以应对美国的。”
日本学者特别强调，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轻易让步，尤其不要接受数量限制目标。
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
贸易战升级或影响
中国经济增速0.8个百分点
《联合报告》指出，无论美国为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寻找何种理由，单边主义的关税威胁都将是错误的选择。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将损害下游厂商的利益，还将破坏全球供应链，乃至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或中国最初的损失）。从谈判的角度看，这种方式可能引致中美之间以牙还牙、不可控的报复性反应。
CF40高级研究员哈继铭在《联合报告》中就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对两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估算。按照现在的贸易战升级情形来看，假设中美相互制裁导致中国对美国顺差降低1000亿美元，估计影响中国GDP增速大约0.8个百分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贸易冲突升级使得中国难以获得外商直接投资（FDI）或难以进口高科技产品，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而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因素，美国也并不能在贸易战中占到什么便宜。哈继铭认为，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会对美国通胀形势和金融稳定带来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如果贸易战升级，中国的报复政策会影响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息的速度比许多市场参与者预期的要快。这可能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股市没有帮助，并且会伤害经济增长，也会伤害金融稳定。”
哈继铭在《联合报告》英文版发布会上演讲
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伤害的不仅只有中国，也包括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地区，而后者一直以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乃至盟友。《联合报告》指出，从外交角度看，美国现在的做法将在很多方面伤及发达经济体（全部是美国的盟友）以及旁观的新兴市场。更严重的是，这种单边主义行为将系统性破坏国际经济规范与规则，尤其当这种做法是通过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强硬态度表达出来时，后果将更严重。
在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有日本学者称，尽管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由于美国退出TPP协议和将日本纳入钢铝关税对象范围等事件，日本正在同美国“离心离德”：“美国现在的贸易政策太不稳定，日本已经开始考虑‘美国+1’。”
而在日前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各国政府之间一波令人猝不及防的”斗图”也已经表明G7内部形势剑拔弩张，美国的关税政策已经激怒其盟友，G7也变成了“G6+1”。
七国集团（G7）峰会
中国应利用多边框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就日本与美国贸易冲突时期的经验而言，与美国的双边磋商很难得出成果。日本学者回忆当年日美贸易谈判时说，美国不会将讨论仅限于经济领域，而常会祭出其国家安全问题乃至恫吓日本。日本最终通过引入欧洲国家，在多边框架下达到了谈判平衡。
“中美贸易战可能反而是亚洲的机遇。”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应当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为中国是亚洲供应链的核心所在。如果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可能会处于下风，但是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应对美国的。因此，中国应当把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放在东盟10+3的框架当中进行讨论。
日本学者也强调，中国联合亚洲国家的前提是，应将“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原则对外界阐述清楚，以打消亚洲国家疑虑。
《联合报告》建议，可以通过WTO及其他多边机制解决的经济争端，应通过这些机制得到解决。而有些争端无法通过WTO得到解决（如技术转让），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新的协议。
《联合报告》指出，WTO的创立是为了处理与贸易明确相关的问题，其能力也体现在处理从关贸总协定（GATT）向WTO过渡时期中最突出的那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新的经济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贸易因素变得重要起来。这些变化大多与技术相关，如知识产权、网络与数据隐私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社会关切，因此需要制定新的协议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当然，制定新协议并非易事，并且需要从双边或多边谈判开始。《联合报告》建议，可以考虑对WTO框架加以调整，纳入这些新议题，以适应形势发展。然而一些错误的作法，例如把一些类似钢铁产能过剩的正常商业纷争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应被当作绕开WTO的借口。
不要接受美国涉及数量限制的目标
Adam Posen认为，实际上，解决双边贸易逆差本就不是合理有效的贸易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华贸易经常账户逆差作为一个贸易政策目标，这并没有好的经济理由。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最可靠且最佳的解决贸易逆差的方式是改变国内政策以提高国内净储蓄率。”
国际比较发现，储蓄率与一国外贸平衡情况高度相关。储蓄率低、消费需求强的国家通常外贸出现逆差。但在美国近年来家庭财富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其储蓄率可能继续回落；同时，美国正在推行的减税政策将拉动企业投资需求，考虑到有可能加快的基建投资，美国投资-储蓄缺口的预期增大意味美国外贸失衡恐怕会继续恶化。
因此，《联合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不应指望通过贸易上的让步来安抚特朗普政府，因为这种让步将使追求缩减逆差的错误目标合理化，同时又无法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局面（考虑到美国现行财政政策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甚至还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扭曲。两国之间达成的新协议应围绕商业和政府行为，而非经济结果,即不应寻求“管理贸易”的做法。
这恰恰也是日本学者反复对CF40专家团强调的政策建议。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就曾吃过美国设立的以“目标数值”为导向的单边主义谈判规则的大亏。比如在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中，美国迫使日本将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自主”设定为20％。受此影响，日本半导体行业的产业政策出现偏离。在存储器领域，日本限制了存储器产品的出口和投资，最终落后于韩国；而在需要高额研发投入的处理器领域，日本更是止于起步阶段。
日方认为，中国要重视与美国的谈判交涉，尤其不要接受涉及数量限制的目标，要在长期战略和产业政策上保持定力。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