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黄蓝到好未来,商业化的学前教育是时候停下来思考初衷了

2017-12-05 13:36 华光charlie 阅读 12279

作者:张莹

在当下,令人羡慕的“别人家孩子”正变得可以复制。各种各样围绕K-12教育所设置的培训机构仿佛一个个优等生的加工厂,通过标准化的教学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批量输出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面向的“市场”是每个城市里数量有限的重点中学。

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最牵动家长情绪的新闻莫过于携程亲子园虐童和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了。除了期待更多的真相和公正的裁决,作为K-12教育的基础阶段,学前教育的市场化和规范化成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K-12是英文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从幼儿园到高三)的简写,是国际上对基础教育的统称,但在中国,K-12往往被狭义地指代为小学、初中和高中3个阶段的教育。

华菁证券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K-12教育培训市场的规模约为4700亿元。而事实上,只要看看这一领域的两大巨头好未来和新东方这几年的市值一路增长,就知道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么巨大。但商业化的背后,教育的初衷和本质是什么?好未来的模式或许值得思考。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电脑商城不再是中关村的代名词,教育产业充当了替代者,学而思培优、高思教育、精锐教育、学大教育……大大小小的教育培训机构搬进了一度萧条的写字楼,并盘活了周边的一系列商业——快餐店、便利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9点半,9岁的壮壮和7岁的妹妹柔柔每个周六、周日除了睡觉和吃饭,几乎所有时间都放在各种课外班里。

作为他们的父母,张捷和妻子在周末的分工很明确:各自负责一个孩子,从早护送到晚。“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孩子吃饭的时间都得算好,提前定好外卖送到培训机构前台。”张捷说。

在这栋位于海淀黄庄、满是各类补习机构的旧写字楼里,每逢课点想要挤上电梯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壮壮上课的教室里,补习老师已经在教授原则上在中学阶段才会学到的数列,而在壮壮就读的一所北京市重点小学里,课本的进度是刚刚讲完乘法交换律。

“学校里现在教的东西太简单了,”张捷说,“对学有余力的孩子来说,是早教拔苗助长还是公立学校误人子弟?我们传统里讲的因材施教到哪里去了?”

作为一名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士,张捷给两个孩子报了每周40学时的课外班,内容涵盖了语数外以及艺术和体能,其中仅数学一科,两个孩子就各自在学而思和高思报了3门不同年级的课程。所有的这些校外课程每年带给这个家庭近50万元的开销,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狼爸”。

“我要砍掉两门课他们自己还不同意呢。”他说。

让张捷津津乐道的,还有在这种教育方式下两个孩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女儿幼儿园一毕业就被选拔进了人大附中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国画作品还屡屡获奖;儿子也在由学而思承办的迎春杯等各类数学竞赛里获得多个跨年级的一等奖,这无疑加大了他进入重点初中的砝码。

对很多面对小升初抉择的家长来说,这显然是现代版“别人家孩子”的标准范本。

不过在当下,令人羡慕的“别人家孩子”正在变得可以复制。市面上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仿佛是一个个优等生的加工厂,通过标准化的教学产品,源源不断地批量输出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面向的“市场”是每个城市里数量有限的重点中学。

作为K-12教育的第一次选拔,小升初往往被赋予了重大意义,重点校和普通校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很多家长认为进入重点初中能够对孩子的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98年起,北京市教委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缩小各个区域和校际差异取消了小升初统一考试,改为就近入学。这为渴望招收优质生源的重点初中和渴望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障碍。于是,两者间双向选择的渠道由此演化为另一种“暗战”——数学竞赛。好未来的崛起 

好未来全称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是国内最早从奥数切入K-12教育领域的课外培训机构之一。2010年10月20日,该公司在美国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

在2013年以前,公司名为学而思,其前身是创始人张邦鑫作为兼职开办的一对一补习班,由于补习效果显著,这门补课生意扩大了规模。彼时已经看到奥数市场前景的张邦鑫还创立了奥数网,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的学校全面停课,奥数网却因此人气飞涨。

接下来的故事很像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的情节,张邦鑫和几个大学同学决定创业,他们东拼西凑10万元注册了一家略显简陋的小公司。“学而思”就此诞生。微信截图_20171205132643.png

受最初“一对一”模式的影响,学而思一直坚持小班授课,一个班的人数不超过20人,且课程定位在于“培优”,即帮助优等生提高。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04年,学而思培训的学员中有42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班,95%的学员进入了重点中学,2005年,公司的营收已突破千万元。

但直到2007年以前,学而思的生意并没有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学而思初期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线,专注教研体系标准化的建设,也鲜有广告营销。该公司第一次投放的广告是《北京晚报》上的一个“豆腐块”,这则针对“迎春杯”数学竞赛辅导的广告为他们带来了首批的100多名学生。

为了专注于数学竞赛辅导,这家教育培训机构在2005年砍掉了语文和英语。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受制于创立之初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教研的效率——数学课程更容易形成标准化教案,且考试结果更易量化,更重要的是,彼时奥数成绩有助于升学加分,因此形成培训刚需,所以学而思决定专注单一学科,与其他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快速树立品牌。

另一位创始人曹允东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及,学而思当年就是主要围绕北京的几项数学竞赛来开发产品并形成闭环,早期北大有“资源杯”,清华有“同方杯”,当时他是靠“死磕”才拿到了同方杯竞赛的代理权。

从1993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取消统考后,择校生、特长生、特色实验班、企业子弟入学、共建入学等多种优先入学途径曾轮番上演。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家长都认清了形势,培训机构针对小升初的“家长会”以及身边的无数前车之鉴都证明:想要获得进入重点初中的机会,最简单也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在各类数学竞赛中拿名次。

为这一市场精心准备数年的学而思,最终也成为家长们给孩子选择培训课程时的“必选项”。

张为一的儿子已经获得过一次迎春杯的二等奖,但他心里还是比较没底。“要想获得重点中学的点招,得是华罗庚金杯赛才行。”他说。

和张捷一样,他也给孩子同时报了3门数学课外辅导,理由是不同的课程针对性和优势不同。“学而思(培优)基本是一个每个孩子都上的课;智康是学而思一对一的辅导,更有助于参加奥数比赛。另外一个对重点中学招生考试更有针对性,他们会研究很多往年的考题。”他说。

但他并不完全认可这种培养孩子的主流模式。

“我觉得课外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扼杀了孩子的个性,本来每个孩子都应该不一样,但是现在大家都去学奥数、英语、钢琴、芭蕾,孩子们变得千篇一律了。”他说,“这跟衡水中学、毛坦厂这类的考试工厂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应试教育2.0版。”

而北京的情况更像一种预演。201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聚焦19个重大城市,要求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强劲的市场需求让学而思在资本市场表现优异。上市7年来,公司市值上涨了十几倍,目前接近138亿美元,今年首次超越在教育培训领域深耕二十几年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同时近几年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培训中心布局也明显加速。根据好未来的财报,2017财年公司新增144个教学中心,目前已覆盖全国35个城市,针对中小学生实行小班授课制的“学而思培优”项目为公司贡献了超过80%的营收。

流水线上的老师

强大的教研体系和流水线式的教师培养是该机构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

26岁的谢俊彪就是一位从学而思流水线走下来的老师。据他介绍,教师入职后,按规定每周都会拿出一整天做集体教研。

学而思这类的补习机构都有自成体系的教材和习题册,教案基本是成型的,老师们更多是讨论一些知识点的讲法和筛选各自讲义里的习题。学而思自己的题库里包含7000到1万道题。每个章节需要什么样的习题,会由教研组长提前分好,由老师到题库里挑选。

“授课技巧的培训很细致,一些很简单的知识点该怎么讲都扣得很细,”谢俊彪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对高校应届毕业生而言,学而思一名新老师的月收入平均可以过万元,这个薪酬水平已经可以和北京海淀区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持平。

这或许也是辅导机构能够招到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原因。谢俊彪的同事里就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有些还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竞赛冠军。据接近学而思的人士介绍,教师的最终录取率只有5%左右。

被“产品化”输出的老师也不仅仅要学历高、授课好,他们的颜值、个性、爱好特长也被作为一种“卖点”,以维持高水平的续课率,后者会直接转化为公司营收。

谢俊彪觉得自己有时候更像一个托管者的角色,“一些家长比较忙,没时间教育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辅导机构来。”除了上课,他有时还得倾听学生的情感问题,遇上实在学不进去的孩子“只能哄”。

在另一所补习机构任职王进平算得上圈子里的明星老师,由于带出来的学生成绩斐然,他现在教的班级已经是水平最高的奥赛集训队,用他的话讲,进入这种班级里的学生全部都能升入牛校重点班。

尽管老师也成了流水线上的产物,补习行业对“人”的依赖依然非常重。像王进平这样的名师,每年平均可以给机构带来1200万到1500万元的营收,其年薪也可以达到200万到300万元。但王进平认为流水线上下来的老师“整体上依旧薄弱,要驾驭一个学科体系还需要下很大功夫”。

王进平目前已经递交了辞呈,这让他微信上若干个群里的2万多名家长十分焦虑。

 谢俊彪也在一年前离职。“一般老师大多做不到3年。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多老师就单干了。这种行业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你知道它的体系,有一定资源就可以在外面做小机构了。”他说。

华菁证券的报告显示,即便是学而思和新东方这样的巨头,2016年在K-12市场的占有率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市场上充斥着大量零散的小型机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早有预言,中国将出现四五十家市值超百亿元的民办教育上市公司。

 “抢跑”式培训

与学校联动做针对分班考试的补习,以及在日常提前教授课本知识的“抢跑”式培训,是帮助学而思这样的培训机构稳定用户、高效培养好学生的两大秘籍。这或许也是多数K-12教育辅导机构把重点放在小学的原因,因为年龄低,可以提前学习的空间才足够大,成效也足够明显。

这种抢跑式教学如今已经让公立学校的教育变得有些被动。当了十多年英语老师的刘丹明显感觉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

这位市重点中学的老师有点儿庆幸目前没有带尖子班。 “这类班级的学生大都在课外学过很多,如果觉得你讲的内容太简单,或者发音没那么好,学生和家长会把你掀翻的。”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秉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她备课会准备很多课外资料,教材上的内容几乎不太讲。教材成了考试出题“最基础的标准”,但如果按照教材的难度听课,学生在考试环节已经很难及格。

数学老师们的日子更难过。不少参加过课外补习的孩子已经不再听课,一些奥数班的同学甚至喜欢拿很难的奥数题戏弄学校老师。

但张捷依然支持课外多学些知识。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进入到社会的前20%,根据二八效应,他的未来是要普普通通劳作过一生的,收入也不会很高,以后都要为生活而算计;反之,如果你的孩子能进入前5%,就可以过得很好,而真要竞争下来,百分之五也不过是个小升初的区重点。”理工科出身的张捷喜欢拿数据说话,按照他的逻辑再向上推导——千分之五的精英不过是考上985高校的比例,万分之五的高级人才,也不过是清华、北大及常青藤联盟毕业生的水平。

张为一也觉得学校教育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知识密度却十分有限,“取消了升学统考,小学老师的动力也随之减少了,反正教好教坏都体现不出什么差别。”他觉得当下问题的症结在于,教委既想要让教育走“计划经济”,却又给一些重点中学留下了“市场经济”的口子。

林昱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的家长。他曾在网上看过包括学而思、四中网校在内的一些补习机构的课程视频,感觉水平参差不齐。

“我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受到引导,而不是灌输。学而思在这方面明显有短板。”在他看来,奥数是思维的锻炼,而现在的奥数班更偏向于应试。

“我们比较重视孩子的三观教育,更多从过程评价行为,强调努力而不是结果。”女儿的成绩一直很好也增强了林昱抵抗课外班的信心。小学时女儿的PPT作业每次拿到学校去永远是做得最丑的,但他对此并不介意。巧的是后来有一次,老师要求当堂完成一个PPT,全班只有林昱的女儿做出来了。

“很多机构的补习核心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但学习是一个阶段性过程,真要判断辅导机构的好坏,最终只有高考可能是个检验标准。”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的储召生说。 

“如果是权贵老板,或许有别的途径帮孩子升学;如果是农民,上万元的补习费用会让他承担不起。所以实际上支持补习行业的正是绝大部分中间阶层。储召生说,“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一代人,不也是这样通过应试考到北京然后努力留下来的吗?”在他看来,教委提倡的资源均衡如果能执行到底,当下这种白热化的竞争会在未来有所缓解。

根据华菁证券的研究报告,高校扩招和“减负”让应试教育的主战场从校内转向了校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多元,新的职业、新的想法、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一成不变的教育同样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向善于筹谋的学而思在2013年将战略调整为“用科技互联网来推动教育进步”。现在,它所覆盖的教育产业链条已经比几年前更加丰富。据一位接近好未来的人士介绍,该公司已经从BAT挖了不少人。最新的科研成果是今年8月推出的一套人脸表情识别系统,它可以通过学生的表情精准分析出学生的状态是专注、疑惑还是倦怠,由此分析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度。

据说这项技术将应用于线上授课+线下辅导的双师课堂,后者将帮助学而思以低成本快速覆盖更多地区,也是包括新东方、高思在内的许多辅导机构和投资机构都瞄准了的风口。

可眼下,补习大军依然凶猛,他们与过去几十年生活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那一代又一代“向教育要出路”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丹为化名。)

来源:第一财经